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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柏林到深圳,大逃亡留下什麼教訓? --- 寫在柏林牆倒塌22周年紀念日

  • 木風

圖為1961年10月7日一名西柏林士兵站立在分割東、西柏林的混凝土牆邊。他身后為東柏林工人正在加高圍牆

圖為1961年10月7日一名西柏林士兵站立在分割東、西柏林的混凝土牆邊。他身后為東柏林工人正在加高圍牆

*幸運的東德青年*

50年前8月的一個下午,東德的一個青年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奔向分隔東、西柏林的鐵絲網。三名東德警察追上他,把他打倒在地。但青年不知怎地又突然站了起來,奪了警察的槍,繼續奔跑。警察也奮不顧身,追上去扭打起來,一刀刺進青年的膝蓋。

就在青年行將就擒之際,西柏林的民眾齊聲怒吼,嚇懵了警察。他們以為自己追人過界,進入西柏林地盤,於是丟下青年跑了回去。青年這才得以拖著殘腿,進入了資本主義的西德,實現了自己投奔自由的夢想。

這是圍繞著柏林牆發生的無數血腥、悲壯、離奇的逃亡故事中一個很普通的例子。

*柏林牆的哭泣*

自從柏林在二戰後被分割為東、西兩個部分到1961年共產黨東德建立柏林牆,前後有大約250萬東德人冒著生命危險逃入西柏林。柏林牆建成以後又有5043人成功出逃。他們採用的方式稀奇古怪,如游泳、挖地道、乘氣球、跳樓等等。

成功的是幸運兒,但很多人則沒有那麼幸運。他們為了自由的夢想而把鮮血灑在投奔自由的道路上。在翻越柏林牆的運動中,3221人被逮捕,239人喪生,260人受傷。

當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被拆毀的時候,柏林人悲喜交集,感慨萬千。他們為專制的解體和自由的到來陷入狂歡,但同時又對失去的親人和柏林牆上的斑斑血跡而悲慟不已。多少人在柏林牆下長跪不起。

*專制就是一堵牆*

柏林人的情感和柏林牆的故事對身處萬里之外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可能因為距離遙遠而失去了幾分真切感。但殊不知,柏林牆并不是東德獨有的,它是專制制度的產物。只要是存在專制的地方,無論是在“鐵幕”之下還是在“竹幕”之后,都會有“牆”。這牆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

*令人震撼的逃港潮*

在距離柏林8900多公里的中國深圳那個年代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大批的中國民眾不計一切要逃離共產專制,投奔資本主義的香港。這些群體事件被歷史稱作“逃港潮”。其規模、其慘烈、其震撼絲毫不亞於柏林大逃亡。

多種資料來源顯示,從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間,深圳附近就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的逃亡香港的浪潮,分別是在1957年,1962年,1972 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成功逃出者14.7萬人。如果把小規模的出逃計算在內,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逃港人數多達百萬。

偷渡者在分發物品

偷渡者在分發物品


逃亡者雖然主要是深圳附近的民眾,但也有許多逃亡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海南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他們中有農民,但也有很多城市居民、學生、知青、工人、甚至軍人和幹部。

那個時代信息封閉,中國逃亡者絕對沒有可能跟東德逃亡者交換逃亡經驗,但是他們之間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就是玩命!

*活命就得拼命*

逃港者大體通過三種途徑實施他們的逃亡計劃:走路,泅渡和坐船。

偷渡者多數選擇泅渡。他們從蛇口出發,經深圳灣,順利的話,游泳一個多小時就能夠進入香港新界的北部。但是這一個多小時的泅渡對體力和游泳技術要求很高。許多家庭都是從小就培養孩子練習游泳,為的是將來可以逃到香港。

除了體力和技術外,偷渡者在尋找救生設備方面是各展奇才。有人用汽車輪胎,有人用救生圈,有人用乒乓球,還有人為了躲避搜查而把上百個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

無論採用何種方式,出逃都是以生命做賭注的一次冒險。中國政府把逃港者視為“叛國投敵”,不聽邊防軍命令的隨時都可能遭到擊斃。

1987年,一位港商在深圳羅湖區的酒店落成典禮上講話的時候泣不成聲,用腳跺著地告訴人們,20多年前,他的父親背著他逃港,眼看就要過河了,但是一顆子彈打來,父親倒下了。為了紀念父親,這位港商把酒店開在了父親遇難的地點。

在逃亡路上死亡者的墳墓

在逃亡路上死亡者的墳墓

*出逃者眾,成功者寡*

不能游泳的人只有選擇陸路。為了躲避官府的尾追堵截,逃亡者往往要走偏僻而艱險的路道。據當事人回憶說,1962年逃奔香港的數千人走到一個山澗時剛趕上暴雨。山洪過後,只有200人僥倖脫險。

香港物業大亨葉小明當時就在其中。11歲的葉小明隨媽媽一起逃港。媽媽把他托上樹杈後落入洪水而亡。葉小明為了不負媽媽的期望而改名為葉爭氣,經過艱苦奮鬥,終在香港業界取得了成功。

逃亡之路灑滿了血和淚。東德是這樣,深圳也是這樣。是什麼原因把人們逼上了這條不歸路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是貧窮,一是沒有自由。鄧小平和當時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的習仲勳,也就是習近平的父親,都知道,大規模的逃港風潮主要是貧窮造成的。

在50年代,中共的農村集體化運動剝奪了農民所有財物和勞動致富的渠道,最終導致了大饑荒。

*血淚教訓:繁榮+自由=長治久安*

那年代,深圳一個農民一天的收入約為7毛錢,而香港農民的收入是70港幣,相差100倍。到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均收入是134元人民幣,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的年收入是1.3萬港幣,相差還是100倍。

人是會勞動、會創造財富的高級動物,僅僅是貧窮還不至於把人逼上絕路。真正讓人感到絕望的是共產黨剝奪了廣大民眾的幾乎所有個人權利和自由。他們中很多人就是因此而陷入絕望,決心鋌而走險。

由中國青年報記者陳秉安撰寫的報告文學《大逃港》提到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亡香港的典型例子。馬思聰的出逃掀起了持續10年的以知識青年為主體的知識分子逃港浪潮。

逃港潮隨著中國的開放和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而終於結束了。但是,逃港潮和柏林牆所揭示的道理並沒有過時。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中國走向繁榮與穩定的重要條件之一。

中國要長治久安,人民要安居樂業,還必須進行政治改革,讓人民真正享有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罷工自由等各項權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紀念柏林牆倒塌22週年和回顧逃港潮的前因後果才具有了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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