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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持不同政見和俄捍衛人權 區別與聯繫


今年5月6日莫斯科反政府集會中,示威者為被捕關押的反對派人士募捐。(美國之音白樺拍攝)

今年5月6日莫斯科反政府集會中,示威者為被捕關押的反對派人士募捐。(美國之音白樺拍攝)

莫斯科 - 俄羅斯當局最近對非政府組織的打壓行動導致人權活動人士的工作環境急劇惡化。在莫斯科最近舉辦的一場討論會試圖解釋今天的俄羅斯人權活動是否將倒退回前蘇聯時期的持不同政見運動,以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打壓NGO人權人士將成持不同政見者*

在已故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薩哈羅夫誕辰92年之際,位於莫斯科的薩哈羅夫中心幾天前專門舉辦了一場有關前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和當今的俄羅斯人權活動之間的關係的討論會。討論會的參加者認為,針對非政府組織的打壓行動使俄羅斯人權活動人士的處境變得非常艱難,俄羅斯的人權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將返回蘇聯時代的持不同政見運動,目前的人權活動是否更象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以及前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經驗在多大程度上將能幫助今天的俄羅斯人權活動,在今天俄羅斯政治氣候下,討論這些議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俄羅斯人權活動人士,知名記者斯維托娃說,打壓非政府組織,實施“外國代理人法”等,這使俄羅斯的人權活動都變成了非法活動,人權活動人士也將因此成為持不同政見者。

*環境更險惡 普京體制不如蘇共政權?*

斯維托娃說:“幾乎所有參加反政府抗議活動的人士目前都面臨非常大的危險,他們有可能在今天,或是明天,在任何時候被逮捕,被軟禁,非政府組織也可隨時被關閉。與蘇聯時代的持不同政見者不同,目前的反對派和人權人士完全無法指望能獲得西方的支持和保護。”

斯維托娃說,根據蘇聯法律,當時對持不同政見人士判刑最高只能是7年,接下來就是流放。這期間許多持不同政見者被驅逐國外,或是同在西方被捕的蘇聯間諜交換出國獲得自由。但因為積極參與政治生活,批評普京的俄羅斯前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在監獄中已經被關押9年多,從這個角度看,普京體制比蘇共當局更壞。而反對派和人權活動人士今天的處境更加險惡。

*兩個時代法庭記錄非常相似*

斯維托娃的父親在蘇聯時代曾是持不同政見者。斯維托娃把當年審判她父親以及今天審判俄羅斯反對派人士,比如朋克樂團“造反小貓”的法庭記錄相比較後認為,這兩個時代的法庭記錄都及其相似。斯維托娃說,蘇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審判由蘇共政治局決定審判結果。目前俄羅斯的一些重要政治審判結果也是由領導人做出最後決定。

斯維托娃認為,蘇聯時代審判政治犯時法庭中坐滿了身穿便衣的克格勃特工,外人很難入場。目前俄羅斯的政治審判都能公開,許多人能進場旁聽,但本質上這兩個時代的政治審判的區別並不大,因此,如同許多人仍然稱贊斯大林,許多領域又能看到蘇聯的許多痕跡一樣,俄羅斯正倒退回蘇聯時代。

*公民社會壯大 不同於蘇聯時代*

斯維托娃認為,唯一能讓人感到有些欣慰的是,蘇聯時代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僅局限在非常小的一群人里。但今天的俄羅斯人權活動卻以正在壯大的公民社會為基礎,支持者非常多,這使當局無法徹底禁止人權組織的活動。

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目前是俄羅斯人權研究所所長的戈夫德爾比斯維托娃更樂觀。他認為,俄羅斯社會這20多年來變化巨大。人權人士現在可以根據現有法律去監獄中監督那里的人權狀況。甚至有國會議員提出特赦目前被關押的反對派人士,這些在蘇聯時代無法想象。

*相比過去有進步 當年經驗今天有用*

戈夫德爾說,蘇聯時代的持不同政見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都已良知為基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當時被捕的極少數持不同政見者身上。但今天的人權人士可根據法律至上的原則捍衛除了反對派之外,與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不同的社會上更廣泛的群體。

戈夫德爾說,當年參加持不同政見運動的都是一些知識精英。但今天參加俄羅斯人權活動的人士來自包括工人,藍領階層在內的各個領域,這些都是巨大進步。

但戈夫德爾認為,蘇聯時代持不同政見運動積累的許多經驗,比如收集當局從事政治迫害的信息,然後再把這些資料公諸於眾等做法在今天普京政府加緊打壓人權組織和反對派的背景下顯得更加有用。

*人權活動更專業化 影響決策但怕被利用*

薩哈羅夫中心負責人盧卡舍夫斯基反駁了目前西方不重視和不支持俄羅斯人權活動的觀點。他認為,從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到今天的俄羅斯人權活動,在2000年初時發生了本質的飛躍。那就是大批專業人士,象律師,記者等紛紛加入到人權活動中,這使俄羅斯的人權活動變得更加專業化。在這一基礎上,俄羅斯人權組織可以在可以在平等的基礎的上同當局展開對話談判,影響當局的決策。

但參加討論會的一些人士認為,當年持不同政見人士根本無法同蘇共政權合作。在葉利欽時代,人權人士曾同當局合作。但許多人權人士對是否應同普京政府合作持非常謹慎的態度。他們認為,普京體制比一些人當初想象更加狡詐,同當局有合作經驗的一些人權人士都有被出賣和被利用的感覺。

*切斷資金 人員流失 面臨新挑戰*

來自俄羅斯反對派的人權活動人士巴拉巴諾夫在發言中說,當局現在切斷對非政府組織的外來資助,這可能導致專業人員大批流失,這將嚴重影響俄羅斯人權活動的專業水平。

巴拉巴諾夫說:“正如蘇聯解體後的90年代初和2000初一樣,目前許多專業人才,比如一些年輕有為的律師都面臨選擇,在沒有財政資助的情況下,他們是否應繼續留在非政府組織或是人權機構內。因為這些人需要考慮自己的生計和事業前途,這是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前景悲觀*

一些俄羅斯人權活動人士對未來的前景都很悲觀。一名發言者說,當局對非政府組織的大規模檢查時,要求許多非政府組織出示各種各樣的莫名其妙的文件,其實就是找借口關閉這些組織。

蘇聯時代的持不同政見者,曾是薩哈羅夫的助手,目前是俄羅斯捍衛人權運動領導人的帕諾馬廖夫說,在當局的打壓下,他不排除俄羅斯的人權活動未來將全部停止的可能。

帕諾馬廖夫說:“最坏的情況將是,我們將喪失活動場地和辦公室,我們將呆在自己的住宅中,這就如同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一樣。新聞發佈會也只能象蘇聯時代那樣邀請記者到我們的住宅中召開。當然走這條道路將使俄羅斯完全被孤立。”

*持不同政見源於體制 組建公民反抗力量*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誕生在上個世紀的60年代,主要起源於一些知識界人士對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鎮壓布拉格之春的不滿。但也有人認為,最早應追溯到蘇共鎮壓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引起蘇聯知識界反彈。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也來源於體制之內,比如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就是蘇聯氫彈之父。

俄羅斯人權研究所所長戈夫德爾認為,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最大貢獻就是組建了針對共產黨政權的公民反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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