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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案 會否引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A Ukrainian soldier stands behind a fence while unidentified armed men block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Ukrainian Navy in Sevastopol.
A Ukrainian soldier stands behind a fence while unidentified armed men block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Ukrainian Navy in Sevastopol.
精英政治﹑權錢“互動”形成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也滋生和培植了引發政壇強震的薄熙來。中共十八大之際﹐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大倡。不過﹐分析稱﹐政改無法一蹴而就﹐政治前行的阻力猶如“十面埋伏”。

隨着薄熙來引發的驚嘆和中共十八大高層權力更替﹐有關政改的呼聲日益高漲。中國媒體報道中標題所含的“政改”字眼急劇增加﹕“談薄熙來案﹕政改勢在必行”﹑“胡錦濤為習近平政改定調”﹑“司法改革將成政改突破口”﹑“人民日報高調挺政改”﹑“黨媒棄毛倡政改”﹑“官媒18大前鼓吹政改”﹑“江澤民支持政改”﹐等等。

習﹑胡﹑江三代以及黨媒和官媒都主動或被動地“沾上”了政改。

有些報道甚至發出呼籲﹐要求中共高層“賭一把”﹐或者直呼習近平為“末代皇帝”。

不過﹐分析稱﹐對中共而言﹐“政改”二字說出來不易﹐做起來更難﹐可謂阻力重重。

香港《蘋果日報》今年早些時候刊載署名李平的評論稱:“毛左派理論上是中國政改的最大障礙。薄熙來的影響力超出重慶。”

台灣《旺報》的社論說﹐“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仍然大有市場;不是薄熙來的新薄熙來仍大有可能出現”﹔中共官方媒體針對薄王事件的評論經常強調“敵對勢力”和“錯誤意識形態”﹐號召“旗幟鮮明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

但是﹐中央黨校的王貴秀教授說﹐改革遭遇的最大阻力在於“權貴利益階層”﹐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損害權貴既得利益階層,他們當然不願意改。

《晚年周恩來》一書作者高文謙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在其位﹑謀其政﹑獲其利者”的三位一體現狀﹐這種利益階層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在政治上往前走的。

高文謙說﹕“在位置上﹑有千絲萬縷利益關係的人是真正掌權的人。他們已經將好處吞入肚中﹐讓他們吐出來如果不到萬不得已是不可能的。他們最終迷信的是剛性維穩。”

高文謙說﹐中國當今時局與清末驚人相似。清末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安撫擔心統治穩定的大臣張之洞說﹐“不怕﹐我們有兵在”。如今﹐中國維穩經費超出國防開支已不是秘密﹔十八大前的“封天﹑鎖地﹑噤聲”有目共睹。

新華社前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也表示﹐中國的政改之路阻力來自權貴階層。

楊繼繩說﹕“阻力方面﹐當今利益集團屬於權貴階層﹐我稱之為‘權力市場經濟’﹐權力控制市場﹐權力操縱市場﹐權力與資本結合壓榨社會。”

“百度百科”說﹐“中國君主專制”是帝王與地主階級共同分享統治權力和利益的一種形式﹐其實質在於維繫統治集團中的個別利益與整體利益之間的大體平衡﹐實現統治階級整體利益的最大化。

分析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是當代中國“實現統治階級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官商機構”。這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上扮演國會角色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70%的成員為各級黨政官員﹐另外30%多半為大型企業或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說﹐這個機構與其說代表民眾意願﹐不如說集中官商意志更加實事求是。

數據顯示﹐中國財富高度集中﹐1%的最富有階層佔有全國41.4%的財富﹐是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分析人士表示﹐面對權力和財富的集中和很大程度上的結合﹐既得利益階層不可避免地形成捆綁分走“大餅”的政治改革的索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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