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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學薄熙來(薄熙來同學訪談系列之三)

  • 蕭洵

2007年1月17日原重慶市共產黨黨委書記薄熙在北京薄一波靈堂抹眼淚。

2007年1月17日原重慶市共產黨黨委書記薄熙在北京薄一波靈堂抹眼淚。

不論這位前中共高官面臨甚麼樣的判決,有關他的爭論定將持續下去。在中國特色的政治體系中,薄熙來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個“另類”:身為家世顯赫的“紅二代”,他在不期而止的政治生涯中展現出與眾不同的張揚個性。在許多人看來,他在政壇中的“高調”讓他看起來不那麼本土化,更像個西方政治人物;而另一方面,他又能夠嫻熟地將中共意識形態的一些典型表現形式民粹化,贏得不少支持者。在薄熙來案即將開庭之際,美國之音聯繫到幾位曾經在北京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同窗的同學,請他們談談個人的感受。應受訪者匿名要求,訪談記錄中受訪者姓名均以“老同學”替代。

這位受訪者是薄熙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研究生院的同屆校友,在海外從事媒體研究多年。他曾在研究生院和薄熙來一起赤膊打籃球。憶及當年球場流汗歲月,看到老同學兼球友如何一步步登上閃亮的政治地位,又如何落為階下囚,令這位學者唏噓不已。

蕭洵:您當初與薄熙來是同屆研究生。您個人和他是怎麼結識的?

老同學#3:我們是1979年進社科院的研究生,那也是中國第二屆研究生。當時社科院研究生人數不太多,第一屆少,我們這一屆就稍微多了一些。研究生院新聞研究所分幾個專業:英文採編、國際新聞、新聞業務,還有一個是新聞理論。大家不在一個專業,但在一層樓上住,一些課我們也互相聽。國際新聞和英文採編學的課有些是近似的,兩個專業的老師也會互相交流。同時,因為我們很多老師原來也是新華社資深的編輯、記者、社長呀。比如說,安崗,他原來是人民日報的副社長,也是新聞研究所的所長,也是導師。像劉賓雁啊,王若水啊,也都是導師。我們也共同上課,所以還是有一些交往,但交往不是太多啦。

我們因為在學校的時候喜歡打籃球,也打排球。排球是我們幾乎每天都要進行的活動。籃球呢,每個星期大概有個三、四場吧。有時候也會光著膀子一起打籃球,打半場的那種球。我去的時候年紀是比較小的那一撥人吧。薄熙來因為是從北大過來的,沒有念完北大的本科,就直接考上研究生過來了。

有一撥同學今後的計劃是從事中國的新聞業。當時的處境是這樣子的: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中國的研究生也比較少。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的時候,尤其是七十年代末期,中國剛對外開放,大家都希望,尤其是中國新聞界的人都希望有一個新的變化,就是從過去的宣傳形式的、硬性的、新華體和人民日報的調子的那種宣傳能有點轉變。因此,新聞研究所早期這兩、三屆的研究生的培養目的,就是一種新型的新聞工作者。所以我們一開始上課,主要的業務課基本上都是外國人來上。大家談論的基本上也是怎麼能夠做新型的記者。我們每天做的就是批判人民日報,批判新華社,改寫它們的新聞稿呀,英文的,中文的。相當多的同學基本上還是想從事新聞事業。而且當時正在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思想是非常開放的。有一個例子,就是當時主管社科院的鄧力群到人民日報大禮堂給大家講話,其間說你們這些紅衛兵怎樣怎樣,結果大部分同學站起來就離場走掉了。這也顯示出當時思想的開放。那麼薄熙來這個時候和大家在一起談論,進行交流,思想也都是傾向於改革、開放、真理、實踐這樣的話題。

蕭洵:您說當時大家思想比較開放,談的話題也比較大膽。那您個人和薄熙來有沒有談過這些話題?

老同學#3:我們沒有具體談過,因為跟他畢竟不在一個專業吧。就是平常因為打球啊,交往啊,隨便這麼接觸。有時候打籃球的時候會談到國家隊、國家隊改組,還有中國的體制應該要改變,就是這樣比較一般的事情。

蕭洵:那麼他當時有沒有給你留下特別的,和他人不同的印象?

老同學#3:沒有。那個時候情況其實是這個樣子的:大家都是剛從文化大革命過來,文革期間他們的父輩都被打倒了,所以他們成了黑五類、走資派的子女,要下放、坐監呀。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比一般人還要低一等,就是一般的工農大眾其實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在相當長時間裡也是比他們高的。他們後來被解放了,被平反了,恢復職務了。不過很多人恢復的職務並沒有文革以前那麼高,所以當時在新聞研究所裡的高級領導的子女都沒有顯出他們的特點。而且他們在成長過程中,被打入過十八層地獄,然後又上來,他們還是很低調,很平民化的。

蕭洵:他的性格怎麼樣?

老同學#3:個性方面其實還是很隨和的。他和班上同學的關係也很好。因為新聞研究所裡早一兩屆的研究生里頭,領導層的子女還是有相當多的數量的。而不是領導層家庭出身的同學們,知識和刻苦程度都很高,所以基本上同學間還是相對平等的。當然有些個別的高級領導的孩子在進來的時候會有些特殊照顧,有時候上課不是像其他同學那麼專注和投入。但是薄熙來學習還是非常刻苦的。

蕭洵:我之前在與您的一位同學談起這方面的事情時,他對我說,薄熙來考研分數不夠,是通過落實政策特殊照顧錄取的。所以那位同學對他印象並不好。

老同學#3:剛才我講過,當時領導層的子女比較多。不光是他一個人。有好幾個人分數卡在線上,或者是稍微低一點,然後加點分;有比他們考分高的一般的考生可能沒有進來,這情況也是有的。他不是單獨的一個了。

他的英文不是他們班最好的。像我們這些是大學學完英文的。因為他也不是大學本科學完英文的,所以比不上很多大學本科學英文,而且是尖子的那些人。但是他的英文也還可以。後來看到他在一些公共場合用英文提問或者說話,可以看出他的英文在他那個年紀的幹部裡面應該是比較好的了。

蕭洵:再回頭談談他當時作為您的球友的那段經歷。

老同學#3:當球友都是光著膀子,象農民似的。我們一幫研究生在人民日報大院裡面打球打得滿身大汗。因為我們當時學習也比較緊張,再有我們當時也比較喜歡玩,基本上每天下午三點鐘下課。

蕭洵:他籃球打得怎麼樣?

老同學#3:籃球還不錯,因為他個子大呀。不是說技術精湛,是個子大。他1米8幾吧?在我們那個年紀的人裡算是比較高的。他體力也好,球打得一般啦,但是基本的技術還是具備的。

蕭洵:您覺得他打籃球時靈活度怎麼樣?

老同學#3:還不錯的。都基本正常,手眼配合、身體協調性,都算正常。我們打起球來也是亂撞呀,亂打的,是滾在一起的。

蕭洵:那麼您現在回頭看,從最初見到他到離開學校,他有沒有甚麼變化?

老同學#3:因為我們當時都是定向的,主要是中國中央級新聞單位需要的。本來大家去向都是定了的,但是我們畢業之後呢,薄熙來就比較特殊,就沒有到人民日報或是新華社,而是進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還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那個時候,我們就感覺他已經是在往仕途上走了。我們同學中間有很多人當然也是走仕途的了,但是仕途都是從新聞機構開始走的,比如說像王晨這樣的。但是他呢,就直接上了共產黨的中央部門去了。

蕭洵:自打那以後,您有沒有再見過他?

老同學#3:我基本上沒有見過他。我們有同學去找過他。他接待還是比較熱情的。比如說我們一個同學,在我們班算是年紀比較大的,其實和他的交往算是很少的,在他任大連市長的時候去找過他。他接待還是很熱情的。

蕭洵: 薄熙來在大連的時候已經表現得比較高調了,和當年打籃球時留給你們的印像有很大反差。你那時有沒有覺得驚訝?

老同學#3:沒有。因為人在仕途,他必然有他在政治上的衝力。如果他要在那個地方做得最好,必定要爬到最高崗位。這是那段仕途的終點。我們看到他一路過來,並不是很順的。他在金縣當縣委書記,也是熬了很多年才熬到大連;在大連市熬了很多年才熬到遼寧省。而且在他當中央委員期間,還有很多次沒有被當地人選上而跑到山西去選。講回對他的印象,他在金縣的時候,有個電影是講農民樂隊的(《迷人的樂隊》),就是那裡的農民組成的一個管樂隊。當時我們都覺得他還是很會利用宣傳手段的。

他到大連的時候,還是把大連的建設抓了一下。當然我們看到,他比一般的官吏還是有一些優勢:第一,他有父輩的庇蔭,可以做一般官吏做不到,或不敢做的事情;第二,他有一定的世界視野,因為我們畢竟在研究生院看了很多的美國電影– 美國大使館給我們免費提供電影,每週都在看。儘管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出國的人還比較少,但是他有一定的國際視野,比如說在大連的建設中,對於城市規劃、城市建築風格等等。他還是有一些不同於他那一級官吏的視野吧。

蕭洵:您當時有沒有覺得他是個比較西化的人?

老同學#3:他本來就是比較西化的。我們那夥人都是比較西化的,因為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國人是進行自我靈魂探索的時期,靈魂探索的一個標準就是藉鑑西方的文明。儘管當時也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樣的運動,但是從內心裡,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那一代的知識精英也覺得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東方文明。那個時候向西方看還比較盲目,因為你剛剛打開視野的時候,看到的西方好的東西要更多一些。

蕭洵:踏上仕途之後他有沒有甚麼改變?

老同學#3:仕途險惡,經常是零和遊戲,只有一個職位的時候,不是你得,就是我得。我覺得他一路走到遼寧省的時候,還算是相對循規蹈矩,但是到了商務部的時候就十分高調,而且表現出個人霸道的一面,很張揚。我們關注過幾次他與美國商務部門的對等官員進行談判時候的表現。當然有些人喜歡他那樣,認為終於有人可以硬起來,而且在談判中可以拿英文對付他們。從商務部那個時候,就開始覺得他的政治企圖不只是做一個省部級的官員。

蕭洵:從商務部長到重慶市委書記,在中國人看是被貶了。您和其他同學那個時候有沒有議論過這個事?

老同學#3:這件事情我們也跟踪了, 因為有些同學後來也在中央部委工作,大家也知道一些情況。媒體上有一些報導講到當時吳儀不滿意啦,吳儀裸退是要阻擋他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總理啦,都是媒體上講的。他在商務部時是有上副總理那個職位的態勢,因為當他在商務部的時候,“太子黨”已經基本上擺脫了過去的很多規管,昂首挺胸地進入中國金融、經濟和政治的主要崗位。那個時候,比如說中央委員的選舉已經難不倒他了,但由於他的張揚和跋扈,中國政治內部搞平衡就把他'平衡'到了重慶。按道理講呢,這個基本上就是被貶了。當時商務部長是個很重要的位置,因為中國和任何國家進行外交活動基本上都要涉及商務活動;而且中國對一些貧窮國家的援助,還有發達國家大規模的訂單,都是中國政治和外交活動的砝碼。因此他在這個位子上是經常見報,經常出現。那麼他從這樣一個重要的崗位突然就跑到了重慶,而重慶是中國直轄市中最差的一個地方。

蕭洵:他到了重慶顯然是不甘寂寞,就有了“唱紅打黑”這些事情。很多人認為他搞的這些事顯然是政治手段,也有人認為他是個有理想化想法的人,“唱紅打黑”其實是他實踐理想的方式。您或許不這麼看,但您是不是覺得他個性中還是有些理想化的東西?

老同學#3:他不一定完全是理想化的。當然他做一些事情還是有些視野。比如說在大連市城市規劃方面有一定的國際視野,體現出一種“國際典範”。到重慶之前,他已經辛辛苦苦熬了幾十年,而且已經見到進入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曙光。這時候他被貶到了重慶,如果沒有新的更上一層樓的機會,他基本上就在重慶退休了。如果說年輕的時候他可能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中國的領袖,可能說做到一定的領導崗位也就算了。但是之後,我們看到中國的權貴階層,在中國的金融、經濟、文化和政治領域,全面地進入了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他熬了這麼多年,而且在中國的官吏中知識水平還算比較高,視野比較廣,又有一定的英文水平,當然是不甘心看到和他同樣的資歷的人,或者比他能力還差的人跑到他前頭去。那麼他要翻身的話,必須有一定的實力。要怎麼辦呢?要兩個方面的表現:一個是GDP的表現;一個就是說能夠在政治上獨樹一幟,能夠成為一方人稱頌的政治人物。然後以這方面的業績,或者光環,跟最高領導人進行政治上的討價還價,才有進入最高領導層的希望。

蕭洵:那當時“唱紅打黑”搞得如日中天的時候您是怎麼看的?

老同學#3:當時我是覺得那是走火入魔。我認為一個人要是做一個事情久了,就會變成是他做的事情的一個部分,或者是他做的事情的全部。而從他們太子黨的角度來看,“父輩的江山”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基礎,就是“父輩的江山”由我們來繼承,由我們來保衛。因此他要想回到舊有的共產主義的話語體係也不奇怪,因為那是共產黨執政的法統來源。他們要是回到那個地方也是自然的。從他們的家庭教育、家庭背景,和父輩們打江山的所謂農民造反,奪取皇位的角度來講,這是個自然的反應。第二點,他們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利用社會主義的元素能夠獨樹一幟。而且當時也有新左派、左派、右派之爭,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願意以一種浪漫的情懷回顧過去的三十年,或者以浪漫的情懷回顧文化大革命的經歷。而所謂的“重慶模式”就是經濟上的“國進民退”和“均貧富”再加上“唱紅打黑”。

蕭洵:您當初畢竟和薄熙來也光著膀子打過一段時間的籃球,現在他面臨審判,從感性角度,您怎麼想?

老同學#3:當然我們都不希望任何人會變成這樣子。作為同窗,看到他從中國政治比較閃亮的地位落為階下囚,而且現在面臨著審判的這樣不可預測的命運,令人唏噓!

以上訪談根據採訪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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