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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學者出書揭示“中國式”腐敗

  • 斯洋

裴敏欣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就他的新書發表演講(2016年10月,美國之音斯洋拍攝)。

裴敏欣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就他的新書發表演講(2016年10月,美國之音斯洋拍攝)。

中共十八大六中剛剛閉幕,“建設廉潔政府,堅決反對腐敗”是會議公報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美國一名華裔學者出版新書說,由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反貪腐行動並沒有觸及“中國式”腐敗的起源--產權不清導致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所以,習近平的打貪行動只是暫時中斷了一些腐敗行動,並不能根治腐敗,而腐敗又終將導致中共的衰落。

根據十八大六中全會公報,“建設廉潔政治,堅決反對腐敗,是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務,必須築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和制度防線,著力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

同時,根據中共中紀委網站最近公佈的消息,2013年至2016年9月,中共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01.8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01萬人。由此看來,中共反腐的決心不可謂不太,力度不可謂不強,然而,根據美國華裔政治學者裴敏欣的看法,習近平的打貪腐的行動卻沒有觸及到中共體制內貪污腐敗的根本,也就是習近平經常所說的“貪腐的土壤”。

不完全的產權改革是貪腐的源頭

裴敏欣現任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大學政府學教授。他 在自己剛剛出版的新書,《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政權衰敗的動態》(China's Crony Capitalism—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中,剖析了中國全國性腐敗的重要起源--1990年代開始的不完全的產權改革--即下放財產控制權(rights of control),但是卻不明確財產所有權(rights of ownership)的做法。

裴敏欣的新書《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政權衰敗的動態》(China's Crony Capitalism—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封面(2016年10月,美國之音斯洋拍攝)。

所謂權貴資本主義通常指的是權力與資本的合謀。權貴資本主義是針對執政權貴階層的貪腐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親、婚姻親和密友關係而獲得的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領導人對效忠者、追隨者給予的特別的庇護、提拔和獎賞。

裴敏欣近日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為他的新書舉行的發布會上披露了新書創作的緣由。他說,他發現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腐敗案件大多數呈現“窩案、串案”的形式,也就是一個腐敗案很少是“單兵作戰”,而是涉及多個人,這促使他去研究“官商勾結”發生的政治、經濟和體制環境的改變。

他說,他發現1990年代開始的產權改革是腐敗案出現,特別是“窩案”和”串案”出現的主要驅動力。他說,1980年代,因為政府嚴格控制著產權的兩個方面--控制權和所有權,因此產權不可以被偷走。

但是,“199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開始緩慢實施產權改革,這些改革具有一個非常的特色,那就是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宣布過將 資產私有化,他們用了另外一種委婉的說法--產權改革。這個改革有一個特別的特點,他們逐漸放鬆對產權的控制,越來越多的官員,下到縣級官員,都有權處置 產權,而中國政府卻從來沒有明確過所有權的問題。換句話說,越來越多的資產沒有主人,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有權接觸這些資產。換句話說,這就產生了巨大的機會 可以控制各種價格的國有資產。”

他解釋說,一個產權不明的資產必定會引來眾多人對其宣示擁有權。因此,需要各個官僚機構的合作,才能完全獲得這份資產的所有權。因此,解釋了產權獲得過程中官員們互相勾結的原因。

他說,他通過對基層官員的貪腐案的研究發現,(他解釋高層貪腐案的治療因為不公開,比較難以研究),一個典型的貪腐案通常是由私營企業主通過賄賂一群官員或是一個官員,以幫助他賄賂一群官員來獲得一片資產的所有權的過程。

幹部管理體制變革使得“買官賣官”成為可能

他說,另外一個制度性的改革也促進了官商勾結,甚至導致“買官賣官”成為可能,那就是地方官員管理和任命製度的改變。

1984年,中共改革幹部管理體制,將中共建制以來的下管兩級的幹部管理體制改為下管一級。下管兩級的一個例子是,地級官員的任命只能有中央來管理,而縣級官員的任命則有省級來完成。

裴敏欣說:“1984年前的中共幹部管理體制讓官員很難與其直接下屬“勾結”,因為直屬上級主管並沒有人事任免權力,而改革後的體制卻為“買官賣官”提供了市場。這也讓官場的'庇護'體系成為可能。”

土地成為最重要的資產

裴敏欣說,1990年後,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急劇變化也讓權力和資本的合謀成為可能。

1990年,中國經濟戰略向投資促經濟增長轉移,而在這個過程中, 基礎設施建設成為重心。基礎設施建設涉及土地和批准,這為大規模的官商勾結提供了機會。

腐敗導致中共的衰落

裴敏欣說,他的這本書研究了1990年代以來在中國發生的260起“窩案”和“串案”。案件涉及各個官僚機構,盤根錯節。勾結有“垂直”模式的,也就是上下聯動,在一個機構內部的勾結。“平行勾結”則涉及跨機構內外勾結等。

他說,三大動因造成了中共的衰落。第一就是產權私有化導致腐敗的廣泛發生。第二,腐敗網絡的庇護體系,官員只對庇護者負責,並不對黨負責。第三,好人被排擠,腐敗滲透到各個官僚機構,最終佔據官僚體系。

他說,習近平大規模的打擊貪污腐敗的做法顯示,腐敗已經滲透到中共官僚機構的各個層面。但是,他指出,習近平只是暫時中斷腐敗的市場,一旦打貪行動鬆懈,這個市場會馬上回來。

他早前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統治精英的普遍腐敗是顯示中共政權已經經歷政權的衰落的重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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