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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裸官”數量逾百萬 腐敗猖獗

  • 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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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場腐敗現象盛行,到了最高領導層都意識到的不反腐可能亡黨亡國的時刻。中國腐敗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各界俗稱的“裸官”問題。最近,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表示要加強對“裸官”的管理和監督,再次引起外界對“裸官”問題的關注。有觀察人士表示,“裸官”是腐敗的土壤和結果,非得從制度上加以約束才能解決。

中國官場“裸官”現象嚴重已是不爭事實,但是究竟有多少“裸官”外界不得而知。不過,中國學者提出的一個數字還是讓外界感到驚訝。據報道,最早公開提出中國“裸官”數字的是中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哲。他曾表示,從1995年至2005年,中國共出現了118萬“裸官”。

中國“裸官”問題到底有多麼嚴重呢?中國社科院在2008年的《法治藍皮書》中指出,46.7%的公務人員認為他們的子女可以擁有外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其中縣處級
別以上的幹部超過50%。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說,“裸官”現象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的現象,並非中國所特有,韓國在70-80年代也曾出現過很多裸官。他說,導致“裸官”現象的出現,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竹立家說﹕“一,由於中國富裕以後,留學人員大幅度增加,其結果是在國內先富起來的那些人當中,有的大部分是官員的子女,然後留學完就不會來了,變成裸官了。二,由於中國財富大幅度增加,一些官員的行為不檢點,貪污腐敗。他們為了轉移財產,給老婆、孩子辦一些外國護照,變成移民。主要是這兩個原因,導致中國裸官現象比較嚴重。”

竹立家教授說,由於目前沒有公務員財產申報和家庭信息公示的制度,很難確切地計算“裸官”的具體數字,但他認同一些專家估算的裸官數字118萬人。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是研究中國腐敗問題的專家。他說,中國公務員的人數大約600多萬,如果“官”的定義是公務員或處級以上領導幹部,100多萬的裸官人數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但如果以“吃財政飯”的人為基數,中國的“官”有7千多萬,裸官的人數會更龐大。

胡星斗說﹕“如果所有的吃財政飯的人,或者是事業單位的人,或者是國有企業的負責人都算‘官’,100多萬估計是打不住。”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日前表示要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嚴肅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貪污賄賂,腐化墮落案件,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加大防逃追逃追贓力度。

竹立家教授說,特權腐敗造成的社會分裂趨勢愈來愈明顯,民眾意見很大。因此,中共新一代領導班子上台後,必須要重視反腐防腐懲處腐敗,否則中國現代化的成果將毀於一旦。他說,反腐必須反,不得不反。而具体反腐的措施,正如王岐山所說的,要“先指標,後治本”。他說,為此中央出台了改變工作作風的“八項規定”,以此作為反腐敗的一個切入口,先把腐敗猖獗的勢頭壓下去,然後再出台或完善立法,從制度上遏制腐敗的滋生和蔓延。

竹立家說﹕“治本主要制度方面的治本,制度安排方面的一些措施。下一步反腐敗的一個關鍵的有力措施,就是人大要立法,對公共權力制約方面要立法。我個人認為,立法應該包括個人財產申報和公示也作為一個重要的‘陽光法案’來推出。這樣的話,雖然不能完全消除腐敗,但起碼能遏制腐敗的大規模蔓延。”

有分析人士指出,“裸官”,由於其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客觀上很容易產生腐敗的動機和腐敗空間。一方面,官員的配偶和子女在國外的消費需要提供資金而腐敗,另一方面,沒有後顧之憂,會更肆無忌憚地腐敗。而且,“裸官”通過其家屬更容易地向海外轉移非法所得,在東窗事發時,或“金盆洗手”後,逃亡海外“投奔”那裡的親屬。

有觀察人士把這種情況總結為 “三部曲”:人走了(家屬出國),廟走了(財產轉移),和尚也走了(貪官外逃)。

近年來,一些“裸官”外逃不時地見諸報端。原山西省政協副主席龐家鈺在2008年因受賄等罪被判12年徒刑時,他妻兒早已借助其勢力撈了大筆的錢,移民加拿大。原福建工商局長周金伙2006年在得知紀檢部門要調查他時,取道第三國飛往北美,與早已持有美國綠卡的妻女團聚。

儘管有些貪官“裸官”外逃後,在中國當局的努力交涉下,有些人被引渡回中國,如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但中國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調研資料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包括“裸官”在內的各種貪官等有1萬8千人外逃,攜帶款項8千億元人民幣。

胡星斗教授說,胡溫政府在整治裸官,尤其是貪官外逃的問題,採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加強對官員護照的管理,通過反洗錢法,來監控資金的異常流動等。但是在監督官員家屬去向上,還沒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因此他建議,要把重要崗位上的負責人,沿海發達地區負責人,納入一個系統的管理中,以防他們利用在海外的子女,把資金轉移出去。

胡星斗說﹕“所以對這些易發的群體應當加強監督,應當建立內部的‘黑名單’制度。重點監督這些人群,不僅是這些官員出國的問題,也包括他們家庭成員出國的問題,以及他們家庭人員賬戶資金的異常的流動,都應當建立一個警報的機制。”

竹立家教授說,中共領導人這次大張旗鼓地反腐,能否從根本上真正解決中國的腐敗問題,還要看制度性、法制性的措施能否出台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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