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於11月在北京召開。從歷史上看，中共的一些重大改革舉措往往是在三中全會上宣佈的，再加上這將是習近平和李克強領導的新領導班子全面掌權後的首次三中全會，因此本屆三中全會被外界寄予改革的厚望。習李政府是否會拉開改革的帷幕？中國社會是否在醞釀一場變革？中國在下一個十年要走向何方？
35年前，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決定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當時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口號不脛而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聲音響遍全國。之後，中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的大部分時間都保持了8%、甚至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創造了所謂的“中國奇蹟”。
然而，中國也為延續這一“奇蹟”付出了代價：貧富差距懸殊、官場腐敗、環境惡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是把中國以出口和投資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向了盡頭。
中國社會的普遍共識是中國再次走到了改革的關頭上，只有改革才能讓中國奇蹟進入總理李克強所說的“第二季”。但如何改革、走甚麼樣道路的共識卻遠未達到。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觸底，一場向左還是向右的大爭論已悄然拉開帷幕。
*新左派追求公平正義*
以王紹光、崔之元和汪暉等為代表的所謂“新左派”人物認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不惜一切代價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導致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官員腐敗、底層百姓喪失教育、醫療、住房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本應保障的基本福利。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說，新左派追求公平正義的思想是可貴的。他說：“新左派有一個非常寶貴的核心思想，它是中國社會今天非常需要的。這個思想就是公平和正義。而公平和正義正好可以用來批判當今中國政府的最大失誤，也就是在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中，尤其從1992年以後，中國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寡頭轉型。”
近年來，海內外媒體披露中國官員腐敗和高官家人斂財的報導比比皆是，數字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從彭博通訊社(Bloomberg)報導的習近平家人3.7億美元資產到紐約時報的“總理家人的隱秘財富”所披露的前總理溫家寶家族27億美元巨額財富，再到最近華爾街日報起底華爾街投行與中共太子黨的密切關係所折射出的權貴階層壟斷中國金融命脈。
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高級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說：“我認為，人們對中國分配不均的反應是真實的。分配不均是個實實在在的問題。我完全能理解新左派的擔心。”
*新左派批判中國發展模式*
新左派甚至批判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模式。他們認為，中國以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以犧牲農民的根本利益為代價的，包括壓榨農民工所帶來的廉價勞動力和以極低的價格徵用農民土地。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s)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吳均華認為，新左派更為懷念毛時代的計劃經濟。 “所謂的新左派，整體來講就是比較肯定計劃經濟，甚至像崔之元這樣的代表人物，他們甚至對大躍進，或者說中國（改革開放）前17年的經濟制度持肯定態度。”她說。
新左派提出，由於政府未能給底層勞苦大眾提供退休養老、醫療和教育等基本服務，民眾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存入銀行以備不時之需。這樣國有銀行就可以以極低的成本將大筆資本貸給權貴資本家，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產能過剩和房地產泡沫。
*新左派推崇政府*
對於這些問題，新左派認為政府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它（新左派）認為，解決中國的公平問題和貧富差距問題，更多的是要靠國家槓桿。”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說。
從某種意義上講，新左派所推崇的一種發展模式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主政下的“重慶模式”。當然，這種呼聲在薄熙來落馬後有所減弱。
“他們走的這條路表明上看是很熱鬧，而且給底層的民眾一定實惠，但這是不是一條可持續的路？也就是說它這個資金是從哪裡來的？你做甚麼事都需要錢，”威爾遜中心的吳均華說，“像重慶的話，這個錢可能一個來自於政府投資、中央撥款，另外一個可能就是相當大的對一批民營企業（收繳）的資產。等於就是說，拿這些錢來，投進去，短期非常熱鬧，看起來可能也非常好看。但這是不是可持續的？”
傳統基金會的史劍道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2011年6月，我去了趟重慶，見到了薄熙來。他的手下帶我們四處參觀，向我們展示重慶模式。但這是個很糟糕的模式，一個不可持續的模式。重慶興建了一些廉租房，但只能幫助窮人一時。那些住宅樓的地點很差，而且住戶沒有工作。所以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模式。”
薄熙來主政期間推出的“五個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和健康重慶，以及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公租房與新左派所倡導的一些理念不謀而合，即政府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去解決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一系列問題。
*新左派是否找對了問題，但開錯藥方 *
但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認為這是新左派的一個根本誤判： “我認為這是新左派一個根本的誤判，因為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發展情況已經顯示了，現在對老百姓公平問題的解決、對老百姓能夠改變自己命運的最大障礙其實是來自於國家，其實是來自於政府權力。”
史劍道也認為，中國經濟失衡的問題根源來自於政府。 “新左派犯的錯誤在於中國經濟的失衡來自於政府角色過大。誰擁有資本？是黨員，包括那些雖自己開公司但卻和國有企業有緊密聯繫的官員，還有國企官員。他們才有錢。胡溫時期出現的國進民退造就了今天中國經濟的失衡。所以說通過擴大問題的根源來解決問題，這本身就是一種錯誤的思維。”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於11月在北京召開。從歷史上看，中共的一些重大改革舉措往往是在三中全會上宣佈的，再加上這將是習近平和李克強領導的新領導班子全面掌權後的首次三中全會，因此本屆三中全會被外界寄予改革的厚望。習李政府是否會拉開改革的帷幕？中國社會是否在醞釀一場變革？中國在下一個十年要走向何方？
35年前，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決定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當時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口號不脛而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聲音響遍全國。之後，中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的大部分時間都保持了8%、甚至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創造了所謂的“中國奇蹟”。
然而，中國也為延續這一“奇蹟”付出了代價：貧富差距懸殊、官場腐敗、環境惡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是把中國以出口和投資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向了盡頭。
中國社會的普遍共識是中國再次走到了改革的關頭上，只有改革才能讓中國奇蹟進入總理李克強所說的“第二季”。但如何改革、走甚麼樣道路的共識卻遠未達到。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觸底，一場向左還是向右的大爭論已悄然拉開帷幕。
*新左派追求公平正義*
以王紹光、崔之元和汪暉等為代表的所謂“新左派”人物認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不惜一切代價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導致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官員腐敗、底層百姓喪失教育、醫療、住房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本應保障的基本福利。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說，新左派追求公平正義的思想是可貴的。他說：“新左派有一個非常寶貴的核心思想，它是中國社會今天非常需要的。這個思想就是公平和正義。而公平和正義正好可以用來批判當今中國政府的最大失誤，也就是在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中，尤其從1992年以後，中國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寡頭轉型。”
近年來，海內外媒體披露中國官員腐敗和高官家人斂財的報導比比皆是，數字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從彭博通訊社(Bloomberg)報導的習近平家人3.7億美元資產到紐約時報的“總理家人的隱秘財富”所披露的前總理溫家寶家族27億美元巨額財富，再到最近華爾街日報起底華爾街投行與中共太子黨的密切關係所折射出的權貴階層壟斷中國金融命脈。
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高級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說：“我認為，人們對中國分配不均的反應是真實的。分配不均是個實實在在的問題。我完全能理解新左派的擔心。”
*新左派批判中國發展模式*
新左派甚至批判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模式。他們認為，中國以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以犧牲農民的根本利益為代價的，包括壓榨農民工所帶來的廉價勞動力和以極低的價格徵用農民土地。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s)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吳均華認為，新左派更為懷念毛時代的計劃經濟。 “所謂的新左派，整體來講就是比較肯定計劃經濟，甚至像崔之元這樣的代表人物，他們甚至對大躍進，或者說中國（改革開放）前17年的經濟制度持肯定態度。”她說。
新左派提出，由於政府未能給底層勞苦大眾提供退休養老、醫療和教育等基本服務，民眾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存入銀行以備不時之需。這樣國有銀行就可以以極低的成本將大筆資本貸給權貴資本家，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產能過剩和房地產泡沫。
*新左派推崇政府*
對於這些問題，新左派認為政府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它（新左派）認為，解決中國的公平問題和貧富差距問題，更多的是要靠國家槓桿。”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說。
從某種意義上講，新左派所推崇的一種發展模式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主政下的“重慶模式”。當然，這種呼聲在薄熙來落馬後有所減弱。
“他們走的這條路表明上看是很熱鬧，而且給底層的民眾一定實惠，但這是不是一條可持續的路？也就是說它這個資金是從哪裡來的？你做甚麼事都需要錢，”威爾遜中心的吳均華說，“像重慶的話，這個錢可能一個來自於政府投資、中央撥款，另外一個可能就是相當大的對一批民營企業（收繳）的資產。等於就是說，拿這些錢來，投進去，短期非常熱鬧，看起來可能也非常好看。但這是不是可持續的？”
傳統基金會的史劍道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2011年6月，我去了趟重慶，見到了薄熙來。他的手下帶我們四處參觀，向我們展示重慶模式。但這是個很糟糕的模式，一個不可持續的模式。重慶興建了一些廉租房，但只能幫助窮人一時。那些住宅樓的地點很差，而且住戶沒有工作。所以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模式。”
薄熙來主政期間推出的“五個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和健康重慶，以及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公租房與新左派所倡導的一些理念不謀而合，即政府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去解決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一系列問題。
*新左派是否找對了問題，但開錯藥方 *
但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認為這是新左派的一個根本誤判： “我認為這是新左派一個根本的誤判，因為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發展情況已經顯示了，現在對老百姓公平問題的解決、對老百姓能夠改變自己命運的最大障礙其實是來自於國家，其實是來自於政府權力。”
史劍道也認為，中國經濟失衡的問題根源來自於政府。 “新左派犯的錯誤在於中國經濟的失衡來自於政府角色過大。誰擁有資本？是黨員，包括那些雖自己開公司但卻和國有企業有緊密聯繫的官員，還有國企官員。他們才有錢。胡溫時期出現的國進民退造就了今天中國經濟的失衡。所以說通過擴大問題的根源來解決問題，這本身就是一種錯誤的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