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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家:美中對話須界定網絡、南中國海問題底線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邀請布魯金斯學會的三位中國問題專家,就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和習近平訪美的議題進行討論。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邀請布魯金斯學會的三位中國問題專家,就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和習近平訪美的議題進行討論。

在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於下星期舉行前夕,美國智庫的中國問題專家指出,界定雙方在網絡安全和南中國海問題上的底線,設定談判進程,是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首次國事訪問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有專家認為,雙方在國際經濟問題上的合作可能成為本次經濟對話的重點。有專家認為不能排除習近平在條件成熟時會在中國推行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

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

星期三,曾任克林頓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主任的李侃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下星期舉行的美中戰略經濟對話,雙方有機會界定在兩個重大議題上的底線,這對減少雙方日益嚴重的互不信任非常重要,而這兩大緊迫問題就是網絡安全和南中國海爭端,

界定底線有助減少互不信任、促成習訪美成功

“我認為進行對話的雙方領導人,應該多花點時間,界定這些問題的底線,在習近平主席9月底首次對美國事訪問前,確定這一對話應朝哪裡走,需要達成什麼成果,以減少最近幾個月來影響雙邊關係的緊張和摩擦。”

李侃如指出,雖然他不期待下星期的對話會有重大突破,但其成功與否可看作觀察習近平訪美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標。

“下星期的對話成功與否,取決於對話能否採取行動,就雙邊談判進程達成一致,以使9月習近平進行國事訪問時有希望產生建設性成果。所以,在習近平訪問華盛頓之前3個月的現在來觀察,下星期進行的對話,其最重要部份是很明顯的。”

該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也表示,他“最期待兩國領導人在網絡安全方面能夠正視面臨的挑戰,而不是指手劃腳地攻擊對方”。他說,網絡安全問題“對人類社會帶來的挑戰是非常非常驚人的。所以,作為兩個最大的國家必須承擔起這樣的義務。”他期待中美能像去年在氣候變化問題取得成功那樣有所突破。

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和全球經濟發展項目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家杜大偉

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和全球經濟發展項目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家杜大偉

星期三,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邀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三位中國問題專家,就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和習近平訪美的議題、目的和可能的成果進行討論。

該學會外交政策和全球經濟發展項目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家杜大偉認為,美中對話中經濟議題相對獨立,不會受雙邊政治外交關係太大影響。他認為,雙方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對經濟問題進行認真討論,並試圖在雙邊議題上取得進展。“如果在安全方面關係緊張,那就使得經濟對話更顯重要。”

討論國際經濟問題可能成為經濟對話重點

杜大偉表示,這次對話的最重要部份是對國際經濟的問題的討論,對此他表示,中國副總理汪洋希望今年在這方面有所加強。杜大偉說,今年希臘違約和可能退出歐盟造成的危機、聯儲局從量化寬鬆政策退出對全球資本流動和新興市場的影響,美中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如能對這些全球性經濟議題達成共識,那將是這次對話的最重要成果。

杜大偉表示,從美方來看,希望中國對美市場開放速度加快,“繼續關閉會使中國錯過機會”。他不認為這次對話會在美中雙邊經濟議題上有具體成果,“首先,眼下關鍵的經濟議題是雙邊投資條約。雙方剛交換了負面清單,中方的清單很長,顯示今後的談判很艱難。”

其次,他表示,美中雙方的重大決定應該要等到9月習近平對美國事訪問時才會宣佈,因此這次戰略經濟對話是為習訪美做準備。

這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舉行的時機正值美國政、學、媒體各界,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以來在政治上嚴控、外交上強悍、經濟上也未見進一步改革的各種負面評論越來越多之時。

李成試圖通過他的發言向外界澄清對習近平的一些“短視”和“有問題”的“偏見”:如,反腐損害經濟發展;對非政府組織和媒體進行打壓;三中全會改革藍圖無法落實等。

不能排除習近平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實際情況是,過去兩三年裡,習近平最緊迫的使命是經濟改革和遏制腐敗,雖然他在政治上走保守路線,但不能排除條件成熟時會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

“到了一定時候,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的成熟,它必須要有相應的政治制度上的開放,尤其是你要做一個創新的經濟發展,你要跟世界有更多的互動,你要推動智庫的發展、智庫的走出去,也相應會要請進來,也會有這種互動,尤其是民眾之間的外交,這些是世界發展的潮流,也是中國社會政治進步的一個指標,我想在這個問題上他(習近平)是知道的。”

他認為最近習近平邀請緬甸反對派領導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訪華就是其靈活性的體現,“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一個舉措,因為我們知道一兩年前,她的名字還是跟顏色革命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且中國的媒體是不報道的,但是一年以後,習主席能接見她,所以,這也告訴我們有很多可變的因素我們不能忽視。”

他認為,中國未來朝哪個方向變,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美國對它的態度,“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上,我的看法是,萬事無預定、萬事皆可變。變得更好還是更壞,有賴於許多因素,而其中之一就是美國如何評估中國的發展和如何對其作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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