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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何出不了喬布斯?

  • 方方

中國已經不滿足單純地加工生產他國商品的經濟模式,希望能建成集研發和生產為一體的創新型社會。而中國的創新理念和美國大不相同,他們開始思考“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喬布斯”。美國國會最近舉行了一場聽證會,對中國的創新政策和成果作出評估。

*警惕中國的“山寨“能力*

由美國國會授權成立的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近日在國會山舉行聽證,9名美國專家和學者分別從理念、基礎設施、信息技術和國防創新方面,審視和評估了中國鼓勵創新的政策和成果,認為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取代美國,但需要警惕其“山寨”能力。

來自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布雷斯尼茨 (Dan Breznitz) 教授作證時指出,美國不應擔心中國是否會取代硅谷,而更應擔心中國將西方已有的研發成果混合、改進、本土化和商業化的能力,這种能力被稱作“第二代創新”。他說,能大規模採用新科技並面向全球市場生產,中國目前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擁有這種完整供應鏈的地區之一。這种能力會為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保證就業機會。

來自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西蒙教授 (Denis Fred Simon) 提到自己和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硅谷時,很多西方風險投資公司表示,即便他們只有一美金,也會把它花在中國而不是美國,因為一旦涉及在美國境內研發和生產,會受到高昂的人工成本、嚴苛的質量標准和環境標准的限制。

*中國為何出不了喬布斯*

然而,中國只能組裝iPhone而不能發明iPhone,缺乏能夠“改變游戲規則”的具有第一代創新能力的人物和環境, 這被稱之為“喬布斯問題”。喬布斯這位創新領軍人物去年去世後,很多中國人在扼腕嘆息的同時也在思考“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喬布斯”,寧波甚至決定斥資5千萬來培養1400名“中國喬布斯”。

出席作證的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教授蘇邁德 (Richard Suttmeier) 認為中國出不了喬布斯原因有四:第一是人員冗繁、利潤有限、外國技術支持不夠等經濟原因;第二,中國教育系統一貫不支持大膽想象而是推廣服從上級;第三,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等法律;最後,一黨執政決定了創新往往自上而下,而非市場導向的、自下而上。

來自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西蒙教授在回答委員會問題時舉例說,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教授的學生如果提出一個完全相悖的理論,這种行為是受到教授及社會鼓勵的,而在中國,學生絕對不敢公開挑戰教授。

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布雷斯尼茨教授認為,羈絆中國擁有自主創新能力的因素還包括政府管控媒體、糟糕的金融系統以及政府的政治干涉。他說:“中國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特別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影響在減少 有利於創新*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西蒙教授作證時提到中國中央政府的影響在逐漸減少。

他說:“中國科技部的數據顯示,2010年的國家科技資金中,50.3%來自於地方政府,49.7%來自中央政府,你可以看到曲線在轉變。我認為這對中國的創新來說是個非常大的優勢,當你能把資金和企業無限貼近時,你不用在黑暗中消費,你能更清晰地看到資金流向,在考慮如何能更有效地投注資金時,你可以做出更好、更實際、更現實的決定。”

他說,這种中央政府影響逐漸減少的趨勢勢必會有利於中國企業創新。

中國政府為吸引海外留學人才發起“千人計劃”,新的十二五計劃中不再以依賴國外科技作為衡量中國科技發展的指數,開始強調”協同創新“,同時還出台一系列鼓勵創新的政策和項目。但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教授蘇邁德指出:“大量的投資資金並沒有被合理使用,投資的速度大過於管理的速度”。

*國防創新大手筆*

中國在國防科技創新上投資驚人, “中國雲”產業是十二五規划的重頭戲。 美國EMC雲工程建設的負責人哈德爾 (Timothy K. Harder) 在作證時說,重慶被選作雲技術的試驗點,在全市布局。他提到,2011年1月動工的兩江國際雲技術產業園中,僅僅一個數據中心就比整個五角大樓的占地還要大。

哈德爾說,重慶高溫、潮濕、電力系統陳舊,本不適宜作為雲基地,但由於它靠近掌控解放軍信息作戰的成都軍區,這种選擇顯示中國要將雲技術軍民兩用。

中國目前的雲工程軟件中本土研發和創新所佔比例極少,但美國目前約200家雲技術公司中很多已經、或者打算在中國建立業務。由於中國雲工程由中國政府直接投資,很多美國公司意識到他們存儲在中國雲上的數據和技術有可能得不到完全保護,但他們還是不愿意選擇放棄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

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布雷斯尼茨教授引用達爾文的話總結了中國的創新成果:“不是最強壯的或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適應改變的才能最終得以生存。”中國可能在未來的20年中都不會成為科技創新的領跑人,但這並不妨礙中國在經濟上獲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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