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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中國政治禁書 香港書店老板及員工失蹤


位於香港銅鑼灣鬧市區的銅鑼灣書店(海彥香港)
位於香港銅鑼灣鬧市區的銅鑼灣書店(海彥香港)
賣中國政治禁書 香港書店老板及員工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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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香港銅鑼灣鬧區的銅鑼灣書店,以專賣中國政治禁書聞名而吸引許多中國遊客。近期,這家書店的出版商老板和幾位員工卻被發現突然失蹤。隨著更多情況的對外披露,該事件正逐漸發酵,引起了媒體廣泛的關注。

海外博訊網今年11月6日根據消息首先披露,1964年出生、85年畢業於北大歷史系的銅鑼灣書店老板桂民海,10月17日與一位男子離開位於泰國芭提雅一處公寓大廈後失蹤。後來外界證實,桂民海失蹤後不久,擁有銅鑼灣書店的巨流傳媒公司的總經理呂波、業務經理張志平和書店店長林榮基,也大約在10月23日前後失蹤。

巨流傳媒公司一位股東的丈夫、目前幫助打理書店的李先生星期四晚對美國之音表示,呂波失蹤前一個星期因背痛返回深圳休養,張志平回東莞探望家人。公司電腦記錄顯示,林榮基23號還將書店營業收入結賬,24號以後就沒有了營業紀錄。書店幾天沒有開業。目前,無人了解林榮基是如何失蹤的。

李先生表示,在朋友的敦促下,林榮基的太太11月5日晚已向香港入境處報警,而入境處人口失蹤組的警員在港媒曝光事件後,才派人在11月11號到巨流公司問話,走了一下正常程序。此外,在媒體11月6號曝光失蹤案後的當天下午,林榮基的太太曾收到相信是林榮基本人的電話,稱很安全,過一陣子回來,不要擔心,然後掛線。

與同時是獨立中文筆會會員的桂民海相識幾十年的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詩人貝嶺星期五對美國之音表示,桂民海失蹤後的11月3日,曾有包括一名講泰語的四名男子突然到訪桂民海居住的公寓大廈。桂民海還特別致電公寓物業管理處,要求允許這些人進入他的住宅單位。但是,當這四名男子准備把桂民海寓所內一台電腦拿走時,物業管理處人員堅決制止。

貝嶺介紹最新情況時說:“最新的消息就是他11月10號,我報警以後吧,馬上他又來電話。我們就發現哈,只要他的消息見一次媒體,他後面控制他的人就會讓他打電話。這次的電話是他唯一一次最慌的電話。(公寓)大樓的經理問他,到底你在哪兒,都是用英語交談的。結果他就回了一句,他跟幾位朋友在弄電腦。那之後他就不說,就掛掉了。”

一直關注桂民海失蹤案的貝嶺分析說,很顯然,桂民海的這句話告訴外界,控制他的人在力爭從得到的他的電腦拷貝裡面找出有用的信息。

貝嶺說:“那顯然,他說了這句話,我的判斷就是說,他們把他的電腦拷走了嘛,電腦沒帶走,但電腦內容拷走了。我覺得他們在搶時間,他們是不是,這個人還在柬埔寨,先把他大量的審問,來想辦法知道,電腦裡這些東西的來源。”

1994年創辦的銅鑼灣書店,規模不大但名氣響亮。去年,經營該書店20年的港人店主林榮基,將書店賣給了“巨流傳媒有限公司”,但留任店長。巨流傳媒有限公司數年前由瑞典籍的出版商桂民海等人創辦,專門出版有關中國政局揭秘的書籍,種類很多,遍佈在尖沙咀、旺角、北角、銅鑼灣的報攤和一些書店。桂民海和總經理呂波等三人持股,另外聘請張志平任公司業務經理,幫助打理書店等業務。

貝嶺表示,鑒於他出版書籍的種類,桂民海在香港非常小心,與政治圈、出版圈,甚至香港的朋友幾乎切斷關係,從不露面,但他的失蹤很有可能與出書有關。貝嶺強調,因為沒有證據,他不能點出綁架他的國家的名字,只能說“神秘的力量”或“神秘的國家”在控制著他。

他說:“阿海(桂民海)出的這些書,早就是國家的最大的威脅了。出書這個,在香港的威脅裡面,他慢慢就躍居香港的首位了。出了太多的這類的書了。他出書和編寫書的能力是,他是哥德堡大學歷史系的博士,專業能力上非常好,一個挖內幕的人。然後他還特別喜歡弄這類的,比如甚麼習主席情史之類的,新的甚麼這個事兒。”

為安全起見不願透露名字、目前幫助打理書店的李先生表示,外界猜測桂民海失蹤與出書有關,他也這樣認為。而且,桂民海失蹤前確實有寫電郵給印刷商,稱會傳送書本草稿,準備印刷新書,但不知道內容。

近期在銅鑼灣書店幫忙看店的香港多產作家胡志偉星期四稱,桂民海失蹤前準備出版一本有關習近平主席內幕的書。

另外,貝嶺還透露,桂民海在德國的妻子在得知他失蹤後,精神壓力極大,不希望海外的民運朋友介入案件,擔心會讓事情更糟,而桂民海在英國讀書的女兒則願意合作,準備出面向外界呼籲關注她父親的狀況。

貝嶺說:“我們要做的下一步就是,第一,要保護(桂民海)那個電腦不再被拿走。我們(向泰國)報警這個事兒,公佈就是要阻嚇這個國家力量再去。呼籲這個部分,其實該做的都作了。最重要的他的家人也開始直接向瑞典外交部,要求他們直接介入了。這裡面是很重要的,就是說,媒體的記者在公開的場合,向各個國家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直接詢問這個事情。”

香港五七學社理事長、經常出版有關右派問題及其他中國政治書籍的出版人武宜三,星期五對美國之音表示,銅鑼灣書店多人失蹤案進一步對香港的言論和出版自由起到肅殺作用,給未來出版有關中國的政治書籍增加了一定的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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