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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藝術家 在社會轉型中的角色

  • 湯惠芸 香港

來自兩岸三地的藝術家及學者最近在香港舉行研討會,探討藝術與社會變革的關係

來自兩岸三地的藝術家及學者最近在香港舉行研討會,探討藝術與社會變革的關係

來自兩岸三地的藝術家、評論家,最近在香港舉行研討會,分析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藝術家扮演怎樣的角色。有來自中國的藝術家認為,香港是自由港,在書籍出版上沒有審查,是大陸文化人獲取資訊的主要來源,香港、台灣的民主發展,與中國息息相關。


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計劃、中國獨立藝術家聯盟,以及溯源書社最近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記錄.行動.變革」轉型中國的藝術家和社會研討會,邀請來自兩岸三地的藝術家、評論家及學者出席,分析兩岸三地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藝術家扮演怎樣的角色。

中國藝術家舒陽

中國藝術家舒陽

現居北京的藝術家舒陽在研討會上表示,1976年北京發生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由於當時官方媒體記者被禁止報道,一群非職業的年青攝影人在此運動期間,自發拿起相機拍下現場情況,留下了這一個時代的最重要的影像。隨著1978年中國官方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四五攝影」聯合更多攝影人,在1979年4月成立文革後中國第一個民間攝影組織:「四五影會」。

舒陽指出,受「四五影會」的展覽啟發,1979年9月底,多位藝術家在北京中央美術館外的街心公園舉行了「星星美展」。後來北京市公安局扣押了畫展的展品並中止畫展,引發了當年10月1日,由民間團體和藝術家發起的遊行。
舒陽展示1979年10月北京藝術家參與遊行時高舉「要藝術要自由」的標語的照片

舒陽展示1979年10月北京藝術家參與遊行時高舉「要藝術要自由」的標語的照片


舒陽說:這個遊行在當時造成了非常大的震動,「星星美展」非常明確的在這個遊行當中提出,「要政治民主﹗要藝術自由﹗」的口號。我認為,為甚麼今天我們經常把「星星美展」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的開端,就是因為這兩句話表達了,藝術家對中國文革後社會轉型的願景。

舒陽表示,1980年代,中國構成了突破原有藝術體制的中國當代藝術的10年,不過藝術家沒有預料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導致1980年代中國社會理想主義的完結。舒陽並表示,藝術評論家栗憲庭主張,19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應轉向關注當下,引導當代藝術向本土社會生根發展。

朱其展示中國維權藝術家艾未未的一組大型雕塑作品《處境》的照片,作品再現艾未未被當局拘押81天的情景

朱其展示中國維權藝術家艾未未的一組大型雕塑作品《處境》的照片,作品再現艾未未被當局拘押81天的情景

舒陽指出,特別是艾未未近年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一系列介入社會的行動,例如對四川汶川大地震死亡學生的社會調查,將藝術家與社會的實際行動力,展現在世界面前。舒陽表示,中國當代藝術最特殊的現象是行為藝術,近年很多行為藝術家表達對廢除勞教、茉莉花革命等社會改革的訊息,但都受到官方打壓及強行管制,反映中國又回到比較嚴格的社會狀態。

舒陽說:譬如說1979年還能上街遊行,然後北京市政府還去妥協,一直到今天這個政府變得越來越強大,經濟上我們這幾年叫做「國進民退」,她變得非常強勢、非常強大。這個也讓我想到,希望大陸多關注香港的民主發展。

舒陽認為,香港的民主要長遠發展,必須要影響大陸,因為中港之間有此消彼長的關係,而且世界已經連在一起,所以香港的民主發展一定是一種向外的,而不是僅僅立足於本土。

舒陽說:譬如說現在那個7-1大遊行等等的,我覺得這個對大陸人是最好的教育,所以就像六四的意義,並不是只對中國,她是對冷戰結束的一個推動。香港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她對大陸就是一個示範。

中國國家畫院美術研究院研究員朱其在研討會上表示,每次到香港都會買一些關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書,因為香港對大陸的文化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自由出版港,近年來香港出版的中國近現代歷史書,改變了很多大陸青年菁英的歷史觀。

中國國家畫院美術研究院研究員朱其

中國國家畫院美術研究院研究員朱其


朱其說:香港已經在改變大陸很多知識份子的歷史觀,通過出版。就像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一個例子。他印了12本、花了7年時間,大陸所有關心這個事情的幾乎都讀,但這本書在大陸沒有出版,都是通過包裡藏幾本,旅行箱裡藏幾本這樣,然後回去又複印10幾本,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幾乎達到了在大陸公開出版一樣的效果。所以高華絕對是有香港自由出版這個成就,而且現在還有一個方便就是簽註特別容易,中國的大城市到香港一個小時就可以簽出來,不需要任何認明。

朱其認為,香港的民主不只是香港本身的,也是兩岸三地共同的,而台灣的民主化發展,遇到更高層次的問題。

朱其說:台灣的問題就是從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以後,怎樣避免民主劣質化的問題。就好比說台灣的電視,看多了覺得它是民主,另一方面民主變成一種口水文化了,一群人在媒體上做談話節目,很多人在電視上胡說八道,他們卻主導了社會輿論,真正的知識份子、菁英,反而對社會沒有影響。

台灣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明秀在研討會上表示,台灣在1980年代末期解嚴之後媒體開放,相對的到現在出現因為有大資本,造成了媒體壟斷的問題,去年反媒體壟斷在台灣成為很重要的一個議題。陳明秀並表示,台灣在解嚴前後,也跟中國一樣有紀錄片的熱潮。

台灣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明秀表示,台灣在解嚴前後,也跟中國一樣有紀錄片的熱潮

台灣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明秀表示,台灣在解嚴前後,也跟中國一樣有紀錄片的熱潮


陳明秀說:台灣在解嚴前後也是比較多新聞工作者、藝術家,或是對媒體有興趣的創作朋友,他們會去發掘一些社會不公的題材,然後希望透過影像來發揚正義。這樣一個狀況在遇到民主發展上的一個不均衡,突顯媒體創作帶出的一個價值,到了民主發展、社會發展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所謂紀錄片要做甚麼﹖是不是有這樣的思考﹖到了最後紀錄片只是變成一種工具而已。

筆名阿平的香港政治漫畫家在研討會上表示,以政治漫畫取悅讀者往往比文字容易,有時要批評政治,從幽默感或者從生活細節去諷刺一下,可以達到改變不了事情,但能引讀者一笑的效果。

香港政治漫畫家阿平展示將於8月在香港舉行、以普選為主題的漫畫展的傳單

香港政治漫畫家阿平展示將於8月在香港舉行、以普選為主題的漫畫展的傳單

阿平指出,1984年開始香港的政治漫畫圍繞主權移交展開的中英角力,左派報紙則出現反英抗殖的諷刺漫畫。到1989年六四事件,使政治漫畫的反專制、求民主的大方向明確下來,並在後來的香港本土的各種政治議題上,旗幟鮮明地支持民主派的立場。尤其是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幾屆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和任用官員的種種缺失,成為每日政治漫畫的豐富題材。

阿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報紙比較多元化,2010年後,香港政治漫畫受到言論自由空間收窄的影響,在報紙的發表空間收縮。

阿平說:這個僅指印刷媒體的情況比較嚴重,其他的網絡空間暫時未見到有一個收縮的情況,所以也是此消彼長地,現在網絡上是百花齊放了,因為紙面媒體的空間減少。而紙面媒體的空間減少也是由於生態的問題,因為現在經營的困難,以及他們依賴的資金來源,可能有很多情況下是有些勢力、有些影響力,令他們不敢如過往一樣用這麼多政治漫畫。

阿平的作品諷刺香港主權移交後政治環境的變化

阿平的作品諷刺香港主權移交後政治環境的變化

阿平指出,近年香港本土政治以外,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的關注也越來越明顯,成為一類「香港自由環境下的中國政治漫畫」,也湧現出一批年青的政治漫畫作者。雖然技巧參差,觀點有時過於個人主義,但優點是反應迅速、勇於表達,與自我審查傾向日趨嚴重的報紙,成為此消彼長之勢。阿平認為,香港的政治漫畫將來有機會進入中國大陸。

阿平說:我還是有些審慎樂觀,因為我覺得開放及普世價值貫徹落實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就算中國現在如何採取方法不歡迎資訊自由、批評自由,但是她最終都需要開放言論環境。所以最後政治漫畫這種表達意見的、一種比較幽默的藝術,它必定能夠進入中國大陸,不過進入的程度有多大,以及自由度有多大,當然不知道。

阿平的作品也有關注中國的政治現況,他認為中國有可能開放香港的政治漫畫

阿平的作品也有關注中國的政治現況,他認為中國有可能開放香港的政治漫畫

面對佔領中環、普選等香港近期最熱門的政治議題,一個香港漫畫家組織將於8月舉行一個以普選為主題的漫畫展覽:「萬人迷普選」,通過圖像引發更多對佔中和普選的思考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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