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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呼籲中國加快戶籍制度改革

  • 袁野

圖為去年3月2日民工扛著行李在北京車站附近走上一架天橋 (資料照片)

圖為去年3月2日民工扛著行李在北京車站附近走上一架天橋 (資料照片)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與會學者提出,改革戶籍制度不僅涉及社會公益,也是保證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

*戶口加劇勞力短缺,抑制消費*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說,允許農民工獲得城市居民福利,將提高中國的勞動力參與率。據蔡昉估算,中國勞動力參與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將會拉動中國GDP提高百分之0點88。

稍早,蔡昉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更加詳細地解釋了戶籍制度的經濟弊端。他說:“城市一遇到風吹草動,比如說金融危機或者宏觀經濟不景氣,第一個下崗的就是農民工,而他又得不到社會保障,只好返鄉。城市產業的勞動力供給就無法穩定。另外,農民工無法預期在城市居住下去,因此很多人40多歲就退休了,回到老家。因此,我們本來短缺的勞動力市場將更加面臨短缺。”

中國官方統計顯示,中國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經突破百分之51,而戶籍城市化率,即持有非農戶口人口的比重僅為百分之35。其中16個百分點的差距基本由超過兩億人的農民工群體覆蓋。

學者指出,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雖然收入在上升,但因為無法享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其消費模式也沒有出現根本轉變,因此不利於中國經濟從依賴投資出口向刺激消費和擴大內需的轉型。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上星期發表文章說,日本和南韓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理順了城鄉關係,最大限度地縮小了城鄉差距。這篇文章呼籲中國政府加快戶籍改革進程。

*學者:平等國民待遇乃戶籍改革之本*

總部設在深圳的民間智庫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戶籍制度改革不是單純地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的劃分,其本質是改善中國社會福利和政府資源的分配體制。

他說:“其實大多數國家並沒有把居民人為地分成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如果我們把國民的福利統一起來,實行平等的國民待遇,那麼很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今年6月底,國家發改委表示,中國計劃全面放開小城鎮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的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據悉,這是中國政府首次明確提出具體的城鎮化路線圖。

不過,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認為,這種看似合理、謹慎、分類實施、分步推進的城市化進程設計並未反應出中國人口流動的現實狀況。他說:“因為在中國,所有的機會都在大城市。不放開大城市的改革沒有任何意義。中國大多數的中小城市,也在說要加強中心鎮的建設。中心鎮建設的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工作機會。”

曾經擔任世界銀行、聯合國城市化及人口遷移項目專家顧問的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陳金泳最近撰文指出,實質性的中國戶籍改革必須在包括一線城市在內的所有地區同時進行。

*分類分期 對 一步到位*

陳金泳認為,中國目前的國家財政仍然主要向大城市傾斜,大多數農民工不會按照政策指導向中小城鎮遷移,而是按照就業崗位流入大城市。此外,在目前中國地方財政仍然以土地收入為主的情況下,小城鎮地價較低,地方政府也沒有能力開發就業機會。

作為全面戶籍改革的過渡措施,中國政府近年來試圖推行不設置人才門檻,覆蓋外來人口社會福利的全國統一居住證管理制度,但並未取得進展。

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蓋保德說,無論是過渡性的居住證制度,還是一步到位的全面改革,都將急劇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因此,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政治意願,已經成為中國改革戶籍制度的主要阻力。

蓋保德說:“在小一點,社會福利支出較低的城鎮地區,或許可以推進改革,但到了大城市,包括所有外來人口的戶籍改革將是非常昂貴的。”

*成本未必高入預期*

華盛頓大學教授陳金泳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在戶籍改革的早期階段,農民工是中國經濟的凈貢獻者,對社會福利的參與更多的是付出和繳費,而不是享用。因此為其提供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福利的成本相對較低。

陳金泳採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推算後得出結論,在未來15年間,中國政府將現有農民工轉為城市居民的年每人平均成本約為2500元人民幣,應該在國家財政承受範圍之內。

深圳民間智庫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認為,戶籍改革必須和土地所有權改革同步進行,這樣不僅可以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會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

劉開明說:“如果在改革的過程中配以土地私有的話,農民有自己的土地,他可以通過轉讓出租或者出售土地來獲得部分保障。”

從2009年開始,中國先後在13個省區實施戶籍試點改革,很多試點城市採用了“土地換戶口”交易安排,但在執行過程中因標準缺乏統一,以及失地補償與土地市場價格相去甚遠而飽受詬病。中國國務院在去年正式發出通知,禁止了這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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