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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京“洋造反派”的文革50年反思


李敦白

李敦白

經歷過文革的那一代人或許對李敦白這個名字有所耳聞。他當時是積極支持文革、參與“造反”的在華外國專家之一,在北京城紅極一時。但他後來也在文革中成為被打倒的對象,入獄10年,罪名是美國特務。文革結束後,李敦白攜中國妻子以及四個孩子移居美國。如今距離文革爆發過去了50年,這位95高齡的文革親歷者對美國之音講述了他的文革經歷與反思。

1966年10月1日,一名美國人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毛澤東給他的“紅寶書”簽了名。

李敦白 在1960年代参加中国 文化大革命 文革

李敦白 在1960年代参加中国 文化大革命 文革

這名美國人叫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一個猶太裔名門望族,早年曾加入美國共產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應徵入伍,學了中文,被派往中國。之後,李敦白選擇留在中國,到了毛澤東領導的延安,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9年,他被蘇聯當局指控為“國際間諜網絡”成員而被中共逮捕入獄,直到1955年斯大林死後才獲釋。他選擇繼續留在中國,到中央廣播事業局擔任外籍專家,為英文稿件潤色,並參加《毛澤東選集》的翻譯。

當1966年他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時候,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風驟雨般席捲全國。

50年後,李敦白在他在亞利桑那州的家中對美國之音說,當他聽到那些充滿“革命熱情”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講話,當他看到個人的意見可以自由表達,他“很興奮”,並且認為,自己參與文革,即便“最後可能弄得一身泥”,也很值得。

李敦白:“當時我是最最積極的支持。是啊。……因為我覺得真的,他們會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每一個機關、每一個學校,都是學生討論、多數通過去執行,這個以前都沒有。我認為中國會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國家。”

李敦白說,他當時只注意到毛澤東的所謂的“大民主”,並沒有意識到毛澤東的目的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李敦白說:“那個所謂大民主,都是胡鬧,都是利用它來消滅毛澤東認為的敵人。”

記者:“當時的青年,他們知道什麼叫民主嗎?”

李敦白:“糊塗蛋,根本不知道。你不能保護少數派的權利,這個民主很快就會變成霸權,會變成專政。現在說得挺通了,當年不懂。我是挨了打,受了教訓(才懂)。”

李敦白積極投身於這場他所認為的“民主革命”。他加入由外國專家組成的造反派組織“白求恩-延安造反團”,參加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造反奪權”,後被中央文革小組任命為 “三人小組”的主任。一位美國人,成為中國重要宣傳機構的一把手。

李敦白說,他後悔沒有辭掉這個職務。

李敦白:“我對權沒興趣。但是儘管這樣說,我有權倒不怎麼樣,但名,我有大名,全國的大名。。。是這個東西很迷醉人。”

成為名人的李敦白受邀四處演講,走在路上也會被人認出索要簽名,他也經常作為外國專家代表在批鬥會上發言。

李敦白: “多了。好幾次。鬥梅益、周揚、陸定一。”

1967年4月10日,李敦白代表外國造反派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的“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上發言。

李敦白說: “那時候批王光美的,在清華,江青是要我去的,週總理直接講了,最好你不要去,但我聽了江青的,不聽周恩來的。這是錯誤的。 ”

記者:那時候您覺得什麼是是真理?

李敦白:文革的時候,我覺得毛澤東講的就是真理。

記者: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烈的信仰?

在那個“造反有理”的年代,紅衛兵和造反派以“破四舊”和“打倒階級敵人”為名砸毀古物,批鬥迫害被視為“剝削階級”和“反動派”的人,而各個派系之間也陷入爭鬥。文革很快變成了一場充斥著暴力與混亂的瘋狂運動。

記者:“看到torture(酷刑折磨)的場面,你有懷疑過文革是民主嗎?”

李敦白:“沒有。我應該懷疑,但是我沒有。……我覺得這是過激的行動,但還是革命的行動。”

記者:“都有哪一些批鬥打人的行為?”

李敦白:“打人我好像沒看過。打梅益我看過。打一下。這個噴氣式我看過,多了,那也是酷刑,很疼的。腦子是空的嘛。你認為有這種革命行動,歷史才能進展。”

李敦白說,他雖然沒有參與暴力,但實際上是支持了暴力。

李敦白:“為什麼?因為毛主席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麼溫良恭儉讓。所以我覺得,我要是不支持,我就是不革命。這是錯的。”

個瘋狂的年代漸漸遠去,但是李敦白說,這些事情成為了他心中揮之不去的痛。

李敦白:“我參加了鬥爭,這麼多好人,不但是文革,就是反右派的時候,什麼這個肅反,每一次運動,我都參加了。那時候說了人,好人,這個是很痛的事。我覺得我不是覺得有罪,但這個事我覺得有罪。”

政治風雲變幻,鬥爭對像很快就指向了那些“捧場”文革的外國人,樹大招風的李敦白自然成為重要目標。

1967年8月底,李敦白被調離廣播局,有“特殊使命”;12月25日,他被軟禁;1968年2月,他從家中被帶走,罪名是美國特務。

這是他第二次被控間諜罪而坐牢。第一次被單獨監禁6年零三個月,這一次則是10年。他的家人也受到牽連,吃盡苦頭。

李敦白說,他是在出獄以後才逐漸認識到文革是怎樣的一場災難。

李敦白:“不是很快。我們兩三年以後,我才悟到了,不但是文革是錯誤的,這整個無產階級專政,這整套理論,根本就不對。你本來說通過專政可以達到最高級的民主,實際上,你通過專政,你就得更多的專政。你推翻專政,你才能有民主。慢慢兒理解了,就覺得很舒服。”

記者:文革,您認為是一個人的錯誤,還是製度的問題?

李敦白:“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份兒嘛,他們都有他們的份兒,我有我的份。根本的錯誤,應該說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那些起主導作用的人。

1980年,李敦白和中國妻子王玉琳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離開中國。李敦白說,他回美國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國出現的腐敗現象感到反感。

回到美國幾年之後,這位毛澤東所稱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也和資本主義做了和解。他和妻子為想要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提供諮詢,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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