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型出版社角川書店出版的《八九六四》5月下旬起在日本各大書店上架，作者是日本80後紀實作家安田峰俊。該書匯集了在中國、香港、台灣、日本採訪的22名中國人、日本人，大部份是經曆八九學運的人敘述，為免被中國政府迫害，作者給多數被訪者冠以虛名。
該書刊登了1989年時留學北京師範大學的日本人佐伯加奈子拍攝的1989年天安門廣場及周邊學生民運的一組照片。序章“你知道八九六四嗎”，是作者與參加過天安門廣場靜坐的郭定京的對話作為這本300頁書籍的開端。
收到鎮壓預告
第一章“兩個北京”，引述了不僅目睹過天安門廣場民運、西單民主牆，而且參加過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張寶成和參加八九民運的魏陽樹的敘述。
第二章“我們的反抗與挫折”包括了佐伯加奈子眼裡的八九六四。佐伯當時與北師大講師徐尚文熱戀並有意結婚。徐尚文參加學運，但沒帶佐伯。佐伯跟其他留學生去廣場看熱鬧，然後開始協助日本NHK電視台採訪，她自己也拍了不少照片。當時天安門廣場東側集中了外國記者，人群混雜。5月下旬起，有人對混雜人群悄悄發放“今晚鎮壓”的字條，佐伯幾次發現包裡、口袋裡的字條。6月3日她因應聘一家航空公司的工作回東京面試，次日在東京看到鎮壓消息。幾天后她回北京，看到整個北京城氣氛險惡，徐尚文也像變了個人並最終與佐伯分手。
第三章“無產者們”、第四章“頑固的抵抗者”採訪了包括六四後離開中國，在泰國、在日本從事民運的中國人。第五章“天安門之都的變質”主要是採訪沒參與天安門廣場學運的香港人，來說明六四事件對香港民主派、本土派、親中派人士的影響，衍生出現在對中國分裂的感情。
第六章“馬背上度少年”是採訪八九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終章“奔向未來的夢幻終結後的前方”是一群未親身參與八九六四的中國人，最後是作者的“後記”，感謝協助他出書的人。
耗時4年採訪
角川書店在這本《八九六四》封面上加上了“'天安門事件'還會發生嗎”的副題，並在書帶（日本的新書有一條半裹著封面與封底的寬紙帶）上印刷了“1989年6月4日中國的'形象'被決定了”、“'那個事件'是不能說的”、“中國、香港、台灣及日本。採訪超過60人、刻在世界史上的事件大型紀實！！這個採訪今後已做不到”等來強調書的價值。
安田峰俊2011年開始採訪，用了4年時間採訪了60多人，最後篩選出22人的描述。他在郭定京問“你知道八九六四嗎”時回答：“知道是知道，但當時我是小學二年級學生，所以沒印象”。
1982年日本滋賀縣出生的安田解釋他為社麼會關註六四事件、為什麼去寫這本書時說：“2011年我在北京和一名中國人編輯吃飯，偶然知道他是參加過八九學運的，於是話題就轉到八九六四，那名編輯說'現在已經不會去做那樣的事'令我印像很深，我很想知道為什麼。”
安田說，日本到1970年代為止也有過蓬勃學運期，當時參與者現在說同類話的人也很多，中國八九學運一代人與日本學運一代人其實有許多共同點：一是佔人口比例最多的一代人；二是學生時代遇上學運；三是學運失敗；四是走出社會後遇到了未曾有的經濟發展機遇，包括不少參與學運的人後來致富；五是很多人炫耀參與過學運，但卻說“換了現在就不會參與了”。
教科書有記載
安田說：“另一個原因是我們日本人與西方民主國家的人一樣，持有民主體制好，民主化是好事這種前提意識。但中國不選擇民主化，現在與中國人說話，八九學運那一代人以外的人幾乎沒人積極思考中國民主化，年青人和農村的人說信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體制的還不少。”
他說：“中國不民主但'成功'地做了強國、GDP成長是日本的幾倍，在國際社會和經濟上的存在感都明顯超越日本，國民生活雖不能說全民富裕，但可見明顯改善和進步。我作為民主國家的日本人，很想知道為什麼中國沒有民主化的必要、為什麼中國不民主也能贏日本、為什麼八九六四以後中國沒發生本該是正確的民主化運動。”
日本近年出版業被稱為進入“賣不動書的時代”。安田解釋他找出版社的過程說，雖然經過迂迴曲折，但絕非困難。他說：“六四事件至少在我讀高中時教科書中已有圖片，現在更與蘇聯崩潰、柏林圍牆倒塌、9·11等並列作為世界重大事件記述，所以一般日本人都知道，儘管不一定關心，但近年伴隨日中關係惡化，關心八九六四的人多了起來，尤其是50歲以上的日本人對六四事件印象非常深。80年代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度近7成，六四後大幅下降，所以日本有關六四的書還是有一定市場。”
解除制裁教訓
六四事件後，歐美國家製裁中國，日本也消極地參與了。但1990年日本就解除制裁、恢復對中國的海外開發援助（ODA），成為第一個解除制裁中國的民主國家。這個舉措至今仍常是日本社會輿論指責政府對中國軟弱的例證。作為80後日本人，經過長達4年採訪和兩年整理、撰寫，對當年日本政府這一舉措，安田說：“如果從現實外交角度作一般論，也許有時不得不支持外國一些有問題的政策。當時對日本來說，中國是未來的重要鄰國，而且八九六四之前日中關係良好。但我如是那一代人，我也不能讚賞解除制裁的舉措。如果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一舉措，無疑有問題、是失敗。日本解除制裁和天皇訪問中國是顯示就算事實上默認六四武力鎮壓也要重視與中國政府友好關係的姿態，是外交讓步。可是此後中國對內推進愛國教育中，強調歷史問題，在尖閣諸島問題上展示強硬姿態等，不能說積極構築與日本的友好關係。”
安田認為日本政府在六四事件後對中國的舉措是日本外交差劣的案例之一，基於這個教訓，現在製裁朝鮮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前車之鑑”，但他懷疑從日本持續支持（美國總統）川普或取消或決定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會談來看，也許日本沒理念的外交今昔不變。
除了安田的《八九六四》一書在六四事件29週年前夕帶給日本主流社會一種氣氛外，一些在日中國人團體也預定在這個週末舉辦每年例行的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29週年的集會，追悼六四死難者並研討現在中國政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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