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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頗多落實無幾 政協委員的尷尬

  • 張楠

全國政協年度會議在北京開幕

全國政協年度會議在北京開幕

2012年中國“兩會”,隨著星期六全國政協會議的開始,拉開了序幕。來自各地的2200多名政協委員,提交了近800件提案。不過,一些委員對於以往的提案遲遲不予落實提出抱怨。有分析人士說,在現行體制下,政協委員很難擺脫目前的尷尬地位。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早早就準備好提案了。今年他一下拿出10件提案,內容涉及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國家糧食安全機制、小產權房的處置、農民自主城市化以及電動汽車的商業化運行等。

*蔡繼明:提案回覆多 落實少*

記者注意到,有些建議,蔡委員已經連續提了好幾年。他解釋說:“政協委員提案不能只提一次,一定要反覆提,反覆提才能引起重視。土地制度改革提了兩三次了,小產權房這是第二次提。”

蔡繼明的尷尬並不是孤立的,其他委員也有類似抱怨。《南方周末》援引政協委員的話說,對於委員們的提案,回覆多,能夠真正落實的,相對較少。

按照規定,政協委員提交提案後,有關部門必須以書面、約見或者電話形式給予回覆。

全國政協委員蔡繼明

全國政協委員蔡繼明



蔡繼明說,提案大都有回覆,比如說“您的建議很好,我們會認真考慮”,至於採不採納,就不好說了。

他說:“提案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只是建議。建議他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提案是100%回覆,但是往往一個小處長就回覆你了。”

*政協委員避免碰觸敏感問題*

對於一些重大但又敏感的問題,政協委員甚至連碰也不碰。蔡委員說:“腐敗肯定是老百姓覺得不滿的。但是政協的發言里邊公開講腐敗的幾乎是沒有,而且不允許在大會上發言。真正直接講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沒有。”

中國的政治協商會議是個咨詢式機構,也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組織。有人把政協比作“政治花瓶”,還有人視政協委員為榮譽頭銜。

據《南方週末》報道,2010年“兩會”上,倪萍委員的一句“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引起外界對於政協委員角色的爭論。

*章立凡:政協委員地位尷尬*

北京歷史學者章立凡說,他曾跟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聊過當政協委員的經歷。

他說:“他在當政協委員期間,經常有一些被認為出格的提案。這些提案根本不會被進入文件系列,而且他也不斷地得到勸告:‘梁先生,您的意見是好的,但是這些東西我們不能給您發。’實際上,政協委員地位尷尬。”

確有許多委員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協委員對《南方週末》說,很多問題明知道很難,但還是得說,哪怕當年不能推,過幾年能夠推動也好。

記者參加“兩會”報導的體會是,政協委員往往比人大代表更敢說話。去年“兩會”期間,記者旁聽九三學社的討論,就聽到委員就高鐵大躍進所發表的反對意見。

今年,九三學社中央建議“三公浪費”入刑。《新京報》說,九三學社的提案建議, 將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款旅遊等“三公浪費”納入《刑法》調節範疇;“三公”經費等行政成本納入政績考核範疇,決定官員仕途。

九三學社的數據顯示,中國一年公款吃喝的開銷達3000億元,擠佔了教育、衛生、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

*學者:政協應是監督機構*

章立凡認為,很多政協委員都是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政協畢竟是個統一戰線組織,委員的產生沒有民意背書,不能真正行使監督權。

他說:“我覺得,如果說要改變政協這種尷尬的現狀,就需要加強政協的權力,把它作為監督機構正式的用起來。在歷史上它曾經是一個制憲會議,我們共和國的合法性就來自於第一屆政協。我覺得,需要重新從法理地位上確定政協的地位。這樣,政協委員的議政才有意義。”

章立凡說,1956年,中共高層和民主黨派曾有磋商,希望啟動兩院制,並把政協變成一個監督機構。

但是,由於1957年的反右鬥爭,這個構想沒有實現,兩院制還被當作右派言論受到批判。章立凡說,實際上,那是中共黨內高層劉少奇的主張。

他表示,期待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通過普選產生。他說,委員和代表的產生方式決定了他們發言的力度,否則底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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