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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士:中國政治犯處境比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更糟


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謝爾博斯基精神病學院因為一些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曾到過那裡聞名。
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謝爾博斯基精神病學院因為一些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曾到過那裡聞名。
評論人士:中國政治犯處境比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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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評論人士說,今天中國政治犯的處境要遠比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更差。蘇聯時代也曾使用各種手段迫害政治異議人士,但當時西方世界比今天更加關注人權議題。

克格勃嚴密監控鎮壓

中國政治犯議題,以及他們家屬的命運越來越引起各界關注。蘇聯從上個世紀60年代起逐漸興起了持不同政見運動。

恰好在50年前的1967月5下旬,前蘇共領導人安德羅波夫開始執掌克格勃。安德羅波夫1956年曾擔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親眼目睹和經歷了匈牙利民主浪潮對共產黨統治的衝擊。他在擔任秘密員警首腦後,逐漸把克格勃打造成為巨大的安全情報帝國和蘇聯嚴密監控社會的機器。安德羅波夫特別在克格勃內設立第五局專門監視和鎮壓持不同政見人士,迫害手法和鎮壓手段各種各樣,特別到80年代初時,蘇聯持不同政見活動幾乎全部陷入癱瘓。

持不同政見者未受酷刑

但分析人士說,與那時的蘇聯相比,當代中國政治犯更受到嚴酷對待,處境更加險惡。熟悉蘇聯持不同政見活動的伊赫洛夫說,克格勃人員從未敢直接對持不同政見者使用酷刑,懲罰持不同政見者的手段通常是把他們同刑事犯關押在一起。

伊赫洛夫說,蘇聯當時有兩個集中營關押持不同政見人士,一個是彼爾姆-36,另一個在離莫斯科不遠的俄羅斯莫爾多瓦共和國。關押在彼爾姆的持不同政見人士被認為都很幸運,因為那裡的犯人都以知識界人士為主。

伊赫洛夫說,持不同政見者的家屬也受到牽連迫害,有的人被單位解雇,子女的上學和就業都會受到影響。

摧毀意志公開認罪

同中國被捕維權人士和政治犯有時上電視和公開認罪一樣,蘇聯時代也有過持不同政見人士通過電視公開懺悔,或是在報上公開認錯的事情發生。

伊赫洛夫說,克格勃當時對持不同政見者們瞭若指掌,因此在審訊時並不太關注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細節和周圍聯繫的人士,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摧毀持不同政見者的意志上,讓他們公開懺悔能羞辱持不同政見運動,並且能展示給其他蘇聯政權的批評者看。

西方當時更重視人權民主

與今天更多關注同性戀等內部問題不同,冷戰時代的西方社會更多關注人權和民主,特別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命運。蘇聯領導人每次出訪西方時,都會釋放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相關議題也是主要討論題目。

伊赫洛夫說,西方國家現在都願意同中國做生意,對中國人權和政治犯的關注根本無法同冷戰時代的西方社會關注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相比。但西方社會當時關注蘇聯人權議題時同今天一樣也會遇到阻力。

異議人士更需要公開支援

伊赫洛夫:“特別是在勃烈日涅夫出訪時,蘇聯領導人受到的壓力非常大。但對勃烈日涅夫施壓有時因為基辛格干預而中斷。40年前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為代表的一派人認為,不應該對蘇聯施加公開壓力,因為壓力越大,蘇聯會更不聽話。他們主張檯面下外交,同蘇聯外長格羅米科為此討價還價。”

伊赫洛夫說,雖然秘密外交的結果可能導致蘇聯多釋放幾名持不同政見者,但對更多的不很出名的蘇聯異議人士卻帶來很大打擊。因為更多的蘇聯異議人士當時非常需要知道,他們的活動不是單槍匹馬,而是獲得了整個西方自由世界的支持。

媒體今天對中國政治犯關注不足

伊赫洛夫說,同當時西方媒體報導持不同政見者議題相比,今天的中國政治犯受國際社會的重視程度也遠遠不足。

研究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活動的歷史學家盧卡舍夫斯基說,持不同政見者當時是許多在蘇聯西方記者報導和關注的焦點。那些西方記者非常有勇氣,他們冒著被蘇聯當局驅逐的風險與持不同政見者接觸,報導他們的活動。

盧卡舍夫斯基:“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最早對外聯絡就是同在蘇聯的那些外國記者們接觸,這些外國記者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當你在從事抗議活動時,如果你感覺沒有人知道你的活動,你會覺得非常艱難。而那些外國記者們卻能報導向外界傳遞你的活動資訊,讓你感覺到自由世界都知道你所從事的事業。”

大量使用流放手段

盧卡舍夫斯基說,正是在各種壓力下,蘇聯當局對待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特別是那些較出名的人一直沒敢下重手。比如對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一直拖到1979年,才將他流放,但始終沒敢對他判刑。對待另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外長李特文諾夫的孫子也採取了相似的處理方法。

伊赫洛夫說,同中國和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相比,蘇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判刑時間相對較短,而更多採取流放手段迫害持不同政見者,比如把他們和家屬發配到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這些人在當地有的從事清掃工等工作,如果有畢業文憑,一些人也會被安排從事技術性工作。流放的地方一般會給他們提供宿舍或是公寓住宅。一些不太出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會被流放到蘇聯一些加盟共和國的首府。

許多人被關入精神病院

歷史學家彼得羅夫說,蘇聯時代積極使用的另一種迫害手段是把許多持不同政見者關入精神病院。蘇聯心理學界當時因此被趕出有關國際學術機構,直到蘇聯解體後才被恢復資格。

伊赫洛夫說,一些持不同政見人士先是被送入著名的莫斯科謝爾博斯基精神病學院進行一個月的診斷,然後被送到其他幾處地方精神病院關押,他們有時被注射特別的藥液製劑。

組建網路提供支援

盧卡舍夫斯基說,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和他們的同情者,支持者們都非常團結。當時許多人自願組織起來為被捕關押人士提供各種支持,比如寄送信件慰問鼓勵,送去各種食品和生活必需品,這些支持都非常重要,因為被關押的人會獲得重要的精神支援,他們會覺得沒有被人忘記。

伊赫洛夫說,每當有人被捕,克格勃搜查,或是法院審判時,都會有很多人趕到現場表達支持。支持者們當時組織了很嚴密的網路,甚至還捐款説明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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