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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背景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今年5月以來三次出訪亞太地區,表明奧巴馬政府正在緊鑼密鼓的實施其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策略。美國亞太政策進行調整的背景是什么?它是否像中國所認為的那樣是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這一戰略包含的主要內容是甚麼?目前的實施狀況如何?這一戰略可能會遇到甚麼挑戰?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是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背景。


作為一個太平洋沿岸國家,美國與亞太地區有著很長的歷史淵源。

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芮效儉:“長期以來,亞太地區對於美國來說都是重要的。我們在那裡打過仗,在那裡遭到襲擊,像二戰前發生的珍珠港事件。我們與亞太地區的貿易聯係在美國建國時就存在了。從美利堅合眾國18世紀建國以來,我們與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的貿易,就是重要的。”

帕內塔:“自從美國在19世紀開始向西看,美國就一直是一個太平洋國家。”

二戰期間,美國打敗東亞強國日本以及隨後對日本實施的占領確立了美國的軍事強勢地位,也使得美國得以在構建東亞戰後國際秩序中發揮主導作用。

傳統基金會研究員成斌:“在冷戰期間,美國所卷入的兩場最大的熱戰都是在亞洲,這就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美國一直認為亞洲是重要的,而且值得為之流血犧牲。”

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今年6月在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時也談到了在20世紀後半個世紀美國在亞太地區所發揮的作用。

帕內塔:“盡管我們之間存在地理上的距離,但是我一直以來就意識到,美國的命運無法擺脫的與這個地區聯係起來。這個事實指導了美國60多年來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和伙伴關係。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態勢,與我們的貿易聯係、外交關係和我們的對外援助一道,幫助引領該地區在20世紀後半個世紀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穩定與繁榮時期。”

但是冷戰後,亞太地區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像美國國會研究局在一篇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蘇聯的垮台,冷戰後的世界,東亞金融危機、中國的崛起以及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出現都大大改變了亞洲的地源政治。

與此同時,2001年9月11號,美國本土遭到恐怖襲擊,隨後美國開始反恐戰爭,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同時打兩場戰爭。

華盛頓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葛萊儀:
“坦率的說,我認為,在過去10年來,我們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在同時,亞太地區發生了很多事情而美國都沒有卷入,例如東亞峰會的召開,當時區域機制開始在該地區形成。如果你回過頭去看2001年的《四年防務評估》,你會看到有關亞洲部分的只有几句話,因為這個文件是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前不久寫的。”

葛萊儀認為,911事件使得美國對亞洲的關注被推遲了10年。

葛萊儀:“如果那次襲擊事件沒有發生的話,我認為,美國會把焦點放在亞洲,而且進程可能會更快。我們的注意力實際上被分散了將近10年的時間。奧巴馬政府上台後,而且在他就職前,就存在一個共識,這就是美國對亞洲的關注不夠。”

奧巴馬總統上台後就開始了調整其亞洲政策的步伐。他2009年11月在就任總統後首次訪問亞洲時在東京表示:

奧巴馬:“作為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我向你們承諾,美國這個太平洋國家將加強并繼續維持我們在這個全球至關重要地區的領導地位。”

成斌:“隨著美國軍隊撤出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沖突的即將結束,一個問題是:美國在今後會把它的軍事力量集中在哪裡呢?奧巴馬政府通過其重返亞太策略而對此做出的部分答案是,我們的注意力將日益集中在亞洲可能發生的事情上。”

帕內塔在香格里拉對話會議上明確的闡述了亞太地區對於美國的重要性。

帕內塔:“在這個世紀,21世紀,美國意識到,我們的繁榮與安全將更多的仰賴於亞太地區。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一些國家都在這個地區,只提几個國家,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與此同時,亞太包含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全球最大的軍隊。亞洲的支出預計在今年會超過歐洲。毫無疑問,這在今後還會繼續增加。”

此外,亞洲地區的民主發展也是美國所看重的,因為亞太策略的核心目的是通過其軟實力的佈局,使美國處於最有利的位置來維持其領導地位,保障其利益以及推動美國的價值觀,就像希拉里.克林頓2011年11月在外交雜誌上發表的專文中明確指出的那樣。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奧斯林:“如果你在華盛頓,當你環顧全球的時候,你在想,對於美國國內的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增長來說,哪裡有最大的機會?哪裡有促進民主的機會?哪裡有與年輕人接触來幫助推動社會變革的機會?我認為這個答案是亞洲。”

對於美國而言,亞太地區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它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個關鍵推動力,尤其是中國的崛起。

芮效儉:“中國以非凡的方式在崛起。這有很多積極的方面。你去中國,不可能看不到中國正在越來越繁榮。但是中國同時也在加強其軍事實力,而且它有時候與其鄰國有問題,因此亞洲地區的每一個人都在想一個愈來愈強大和繁榮的中國會如何行事,美國也在考慮這個問題。”

除了中國軍力的上昇,分析人士說,北京所採取的日益強勢的外交政策也是美國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主要原因之一。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中國研究主任蘭普頓:“在2009年,尤其是2010和2011年,我認為,中國改變了其外交政策。至少人們的看法是,中國對其鄰國變得更加強勢。隨著中國的鄰國(對中國的)憂慮日益加大,尤其是在2010年年中在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之後,我認為,中國的鄰國對中國如何使用其日益加強的軍事實力,尤其是在南中國海問題上,日益感到擔心。另外,中國沒有像奧巴馬政府希望的那樣對北韓在2010年的挑釁行為,尤其是炮擊南韓的一個島嶼并導致平民喪生的事件做出反應。”

當然,奧巴馬總統重返亞太的策略也與他個人的經歷不無關係。他2009年11月訪問亞洲時明確表示:

奧巴馬:“我的人生經歷就是這個歷程的一部分。我是一位出生在夏威夷而年少時在印尼生活過的美國總統。我的妹妹馬婭出生在雅加達,後來嫁給一位加拿大籍華人。我母親在東南亞的村莊裡工作了將近10年,在那裡幫助婦女購買縫紉機或是接受教育,使她們有可能在世界經濟中獲得一個立足之地。因此,太平洋周邊地區影響了我的世界觀的形成。”

不管是出於甚麼原因,而且無論是美國國務院高調宣稱的“轉身(pivot)”,還是白宮的溫和表述“重新平衡”,毫無疑問的是,美國的亞太政策正在調整的過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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