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障礙鏈接

專訪唐獎法治獎得主阿爾布爾

  • 林楓

阿爾布爾在台北圓山飯店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美國之音林楓拍攝)

阿爾布爾在台北圓山飯店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美國之音林楓拍攝)

由台灣企業家尹衍梁創立的“唐獎”9月25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盛大頒獎典禮。本屆唐獎的法治獎(Rule of Law)授予了加拿大的國際法學家、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前加拿大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Y)和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R)首席檢察官路易斯阿爾布爾(Louise Arbour),表揚她對國際刑事司法以及保障人權影響深遠且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阿爾布爾1947年2月出生於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她1971年獲得律師資格後原本打算做一名律師。然而在1974年-1987年的十多年,她一直是一名法律學者。當時她在加拿大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法學院任教,從講師做到副院長。1987年,她被任命為加拿大安大略省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被任命為安大略省上訴法院法官。她職業生涯中最濃重的一筆是1999年擔任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首席檢察官期間起訴時任塞爾維亞總統米洛舍維奇在科索沃戰爭中犯下戰爭罪行。在那之後,她獲任加拿大最高法院助理法官。

讓傳媒的力量去推動司法正義

阿爾布爾回憶說:“我擔任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的時候,這兩個法庭才成立了一年半,所以一切都是生疏的,這對司法工作者來說是很少遇到的 。一般情況下,司法程序、法律都是已經建立好的,而在那兩個國際刑事法庭一切都需要我們自己摸索。”

本屆唐獎法治獎授予阿爾布爾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表彰她在國際刑事司法領域的開創性貢獻。她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前南斯拉夫法庭她了解到了傳媒對推動司法正義的力量。

她說:“我做法官做了很多年,但從來沒有和傳媒打過交道。你知道,法官是不和傳媒講話的。我當時對傳媒的所有直覺都是錯誤的,實際上傳媒對前南斯拉夫的審判是非常關注的。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認為傳媒的關注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需要調動國際輿論去支持我們的工作。”

1999年1月,阿爾布爾試圖前往發生過屠殺的科索沃(當時仍然屬塞爾維亞)村莊拉察克(Racak)調查取證,但遭到塞爾維亞當局百般阻撓,未能成功。當她帶著巨大挫敗感回到海牙準備辭職時,令她出乎意料的一幕發生了。“所有的工作人員、律師、助理、翻譯都在國際刑事法院的總部等著我,給我鼓掌,”她說,“我完全蒙住了。他們給我展示了《紐約時報》頭版位置上我的照片。這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挫折,可是對於國際法庭來說卻是一個成功。那時候我才明白了傳媒的力量。那篇報導提高了國際法庭的知名度,讓我們感受到正義在我們一方,那些拒絕我們進入調查的人是壞人,是他們要去掩人耳目。”

請把我們的工作想象成骨科醫院

然而,對於阿爾布爾來說,真正的挫折並不來自事業上,而是生活中。她說:“我認為最嚴重的挫折是個人生活的困境,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大家都一樣。如果你的個人生活出現問題,比如說子女、人際關係、友情等等,我認為這些困難要比工作中遇到的困難更難處理。”

在阿爾布爾起訴米洛舍維奇的工作中,她與時任俄羅斯常駐聯合國大使拉夫羅夫(現任俄羅斯外交部長)打了不少交道。她每起訴一名塞爾維亞官員時,俄羅斯就抗議,指責檢方不公正。

但阿爾布爾強調,國際刑事法院不是一個政治實體。“我常常對人講,請把我們想像成一家骨科醫院,我們只做一件事,就是起訴戰犯。這與政治無關。”

如果認為武力可以解決爭端,想想敘利亞

作為一位知名的國際法學者、兩個聯合國刑事法庭的首席檢察官,阿爾布爾對前不久南中國海仲裁案中中國稱仲裁結果不過是廢紙一張發表了看法。

她表示,國際社會中藐視國際法的現象屢有發生,包括中國拒絕參與南中國海仲裁,以色列拒絕在耶路撒冷停建隔離牆,美國在其反恐戰爭中對俘虜的虐待。她說,任何一次國際判決或仲裁的不到執行都是對國際法體系的挑戰。“所有這些都對國際司法秩序構成挑戰。我認為,國際司法體系需要被維繫,因為這個體系不僅保護小國利益,也保護大國利益。但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越來越強調例外主義。每一次的不執行都對我們在20世紀後半段所努力構建的制度、理念、規範造成破壞,是國際法的倒退。”

阿爾布爾表示,從敘利亞危機來看就不難發現,一個建立在規則上的體系對大國、小國來說都具有價值。她說:“另外的選擇是訴諸武力解決爭端。如果我們不能從目前敘利亞的危機中汲取教訓,我會感到絕望。一旦走上武力解決的道路,局面就极難挽回。我們可以看到敘利亞的例子,所有的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從一開始就介入但都無能為力。”

與蔡英文談“多數暴力”

這是阿爾布爾第一次到訪台灣。她在抵達的當天與其他兩位唐獎的女性獲得者受到了台灣總統蔡英文的接見。與台灣歷史上、也是華人世界首位女性最高領導人見面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說,蔡英文對台灣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仍然面臨的問題有很清醒的認識,深知法治對於實現民主轉型20年的台灣來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談到了‘多數暴力’(tyranny of majority,又稱多數人暴政)的問題。如果我們只是把民主體制狹隘地看成是選舉的民主,那樣的制度將無法很好的保護少數人的利益。這就需要一個健全的、可靠的、獨立的、強大的司法體系去保護少數群體。在自由的政治體制內,法治可以給所有人的利益提供保護。”

不要讓“全面依法治國”只停留在法管的水平上

相較台灣的民主,阿爾布爾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國”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步,但關鍵是法律要服務於一個甚麼樣的體制。她說:“糟糕的體制往往也是依法治理。德國納粹就是一個非常基於規則的體系。對人權最嚴重的踐踏都是發生在嚴格執行惡法的社會體制中。如果全面依法治國只是在法管(rule by law)的層面上,那對我而言,不過是用更狡猾的手法去運用權力。”

阿爾布爾表示,她不認為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導致對人權的尊重,推動經濟和保護人權應該併行。但她希望看到,隨著經濟的進步,中國最終能夠走上民主轉型的道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去接觸更多的想法,體制的進一步開放,中國社會可以形成一股不可逆轉的勢頭,不僅讓中國更加繁榮,也能夠讓中國的人民擁有自由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方式、政治和司法體系的機會。”她說。

追求平等 聲討濫權

阿爾布爾表示,自己沒有一個宏偉的人生規劃,只是一步步走過來。她說:“我做的很多事情只不過是做我的工作。我的職業生涯起步於學術,這有點偶然,並不是事先規劃的。我原本沒有打算做一名學者,我希望成為一名律師。我做的很多事情其實事先都沒有一個遠大的、宏偉的計劃。我只是像大家一樣做自己的事。但當你猛然停下腳步回頭望去,的確,我取得了一些成就。”

阿爾布爾說,她一生最大的信念是追求平等。她說:“我由衷地相信《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說的‘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擁有基本的權利和尊嚴。從法律和政治的角度來說,我職業生涯中所長期關注的限制當權者是濫用職權 。”

XS
SM
MD
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