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回憶錄：從六四到流亡》一書今年十月在台灣出版。六四天安門事件學生領袖王丹根據他個人的經歷，對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後發生的經過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回顧和反思。他在書中也回顧了童年歲月、中學時代、北大求學過程、兩次入獄，流亡美國，以及到台灣工作的經過。
他說﹕“做為一個公民，我有義務和責任做為一個見證者，把我當年的經歷對後人有個交代。第二就是六四事件，我親眼目睹到中國人精神上的深化， 那段時候每個人都把個人思慮拋在一邊，為了推動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我覺得在之前或之後都很少看到中國有這種集體的精神深化，我希望這也能經由我的見證，讓後人看到。”
王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最希望通過本書讓世人知道的是，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曾經有過一段精神昂揚向上、渴望民主的時代，他希望把那樣的精神寫出來，中國大陸曾經有80年代那種路線的選擇。
王丹說﹕“中國的80年代是最近60年以來 發展最好的十年，國家跟社會的關係也不錯，整個社會都是欣欣向榮的， 所以我很希望現在的年輕人，或關心中國發展的人，知道中國曾經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80年代那種路線，並不是說只有今天所謂這種北京共識的中國， 中國本來是有80年代那樣的選擇的。”
王丹在高中時曾一心一意要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積極帶領同學閱讀馬列著作，高二以後是標準的學校團幹部，多次遞交入黨申請書，還在1987年被評為北京市市級優秀團幹部。但是他在偶然的情況下讀到《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集》，影響了他的一生。
從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這天開始，學生紀念胡耀邦的活動逐漸發展成反腐敗﹑要求政治改革的大規模民主運動。中國當局拒絕和學生對話﹐反而採取高壓政策﹐宣佈在北京戒嚴。於是﹐學生開始的請願變為後來的幾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靜坐和絕食﹐學生拒絕撤出天安門廣場﹐直至後來戒嚴部隊打開殺戒﹐暴力清場。
從北京當局宣佈戒嚴開始，學生領袖之間對於是否撤離天安門廣場出現意見分歧。經過多年的反思﹐王丹認為，如果學生可以主動撤出廣場，以後發展必定會有所不同。他對自己在學運中的評價是三分功，七分過，他認為他沒有盡全力促成學生的撤離。
王丹說，六四 期間 最大的決策失誤就是沒有採取靈活策略，一味堅守廣場，他認為，發動絕食沒有錯，就錯在沒有在適當時機撤出廣場。
王丹相信，有一天，六四會獲得平反。“不要說我自己，今天的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都知道六四平反是早晚的事情，只是在甚麼樣的時間點會平反，或甚麼方式，可能各方還有不同意見，但是六四有一天會獲得平反，我想沒有人會有異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