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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軍濤:從異議學者到廣場領袖


王軍濤

王軍濤

作為海外反對派運動領袖人物的王軍濤,在1989年“六四”鎮壓後被當局以“煽動、組織、指揮反革命暴亂的要犯”判刑13年。以保外就醫名義來美後,他仍尋求在體制允許範圍內做一個持不同政見的學者。但殘酷的現實粉碎了他的回國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中,王軍濤講述了他在“六四”中的“黑手”角色,以及他如何由異議學者轉變為反對派領袖的心路歷程。

1989年天安門學潮來臨時,30歲的王軍濤已是政治經驗豐富的老學運領袖了:“我們都希望一方面學潮能推動中國的改革,另一方面結局應該是全面改革,而不是鎮壓。”

王軍濤17歲就因參與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運動被拘留。之後他經歷了民主牆運動、高校競選、與陳子明一起創辦社會經濟研究所。

在第二次天安門運動中,他促成了學生領袖與開明派官員的對話;在當局戒嚴、學潮顯出無法管理弱點時他再入廣場,為建立穩定廣場的機制、學生撤出廣場而努力。

六四鎮壓後,王軍濤被以顛覆政府和反革命煽動罪判刑13年;1994年他獲“保外就醫”來美。牢獄折磨並沒有使他變得更激進。他沒有選擇加入海外民運,仍對在體制允許空間內實現轉型寄予希望,認為下一步主要靠“新興的專業力量”, “做出這個判斷後,我說我們的人要去讀書,要在轉型的關鍵領域中要做排頭兵。”

但事實並非如他所料。從哈佛和哥大讀完碩士、博士後他發現“多數精英分子都去分贓了”,他被誣陷為“台諜”,當局的維穩機制也粉碎了他的回國夢,“我開始想跟他們溝通,後來發現不行,你逼我反你,我現在跟共產黨不共戴天就是我想做中國人你不讓我做。”

王軍濤說﹕“ 然後我就發現,這個維穩機制維到甚麼地方誰就是它的對立面,我覺得這個黨已經沒有辦法自我解決問題了,在這樣一個暴力維穩的機制下”

2010年,處於低潮中的海外民運有了一位新的行動型領袖。王軍濤當選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我就覺得還是需要一個力量,能夠做一個,打造一個象徵性的反對力量。這個力量在它承諾改革之前要鮮明地把中國的方向說出來。”

從此,紐約街頭成了王軍濤政治活動的主要舞台。

王軍濤(在紐約時報廣場的模擬牢房裡): 王炳章博士現在在中國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裡生活。

殘酷的現實是25年後海外反對派被極大邊緣化,而反對的對象卻日益強大。王軍濤所堅持的反對活動意義究竟何在?“其實我們現在做的全是象徵,在打造一個象徵,這個象徵在未來的一個關口﹐到政府開始要轉型的時候,這個時候掌管實際資源的人要在新的體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時,他要漂白自己,他需要在反對運動中找象徵人物跟他結合打造新的政黨格局,在這個時候你有一個機會。”

和其他異議人士一樣他被阻於國門之外。儘管他在美國有溫馨的家,卻對遠在天邊的雙親無法略盡做兒子的孝道。日前代表母親前來探親的妹妹王雪淑說,他們的父親2008年出現大面積心肌梗死時家屬曾請求當局允許她哥哥回國。

她說﹕“但是從08年到13年我父親走,這麼多年,我們所有人的願望沒有實現﹐老人走沒有兒女的送行,太悲慘了!活著的人也難受。離去的人也是一個深深的遺憾。”

但王軍濤說,做悲劇英雄並非他的選擇,對現年55歲的他來說唯有一個字,“做”就是了,“你解釋沒意思。就是把自己弄一個悲劇英雄、道德高度,這都沒有任何意義,對於做事來說沒有意思,所以我想只要做成就可以了。” “我是個很隨便的人。說實話再把我現在生活水平降低一半我也可以活的很快活,只要我覺得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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