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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武官憶“六四”:攔軍車的村民很愛國


六四事件時美國駐華使館武官武爾澤25年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

六四事件時美國駐華使館武官武爾澤25年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

1989年“六四”開槍前,身為美國武官的武爾澤的主要任務是觀察中國戒嚴部隊的動向。他經常跑到街頭。

武爾澤:“做為助理陸軍武官,我當時有三個重要任務。第一,當時美中關係非常好,我們向中國出售軍事設備,我負責向解放軍送交美國製造的反砲兵雷達。 ……第二個任務就是建立真正的兩軍關係,我會陪同美國高級軍官訪問中國,或者陪同中方高級軍官訪問美國軍方,第三,作為武官,一個傳統就是收集情報,就是按照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在不違反中國法律的情況下盡可能多的觀察和蒐集信息,並向美國政府匯報。”

*對中共開槍鎮壓並不吃驚*

也正因為他對當時軍隊集結的了解, 他說,他對中共最終決定鎮壓並不感到吃驚。

武爾澤說: “很多專家,包括中國和美國的都感到震驚, 一些外交官也是,因為他們接受並相信共產黨內部的紅線,也就是'人民軍隊不打人民', 但是,對我們武官處的人來數,我們看到了步兵和裝甲部隊在北京集結。我們認為軍隊鎮壓是意料中的事。”

武爾澤說,對於鄧小平以及從革命中走過了的“政治老人”,抗議是他們不能容忍的。

武爾澤說:“我們知道政治局常委也有討論,包括一些在革命走過來的老幹部。我們感到,我自己感到,對那些經歷過文革,看到鄧小平以及他的部下被投入監獄兩次,他們是不會容忍這樣的行動的。讓我和很多人吃驚的倒是,共產黨竟然讓抗議行動走到這麼遠。”

他說,當時美國駐華使館內部對中國軍隊是否會對民眾動武進行了辯論,最後使館決定告訴白宮,中國政府是會動用軍隊,甚至坦克,鎮壓抗議民眾。

*北京村民愛國情懷令他吃驚和感動*

“六四”事件中,讓他最難以忘懷的一幕場景是:與軍隊對峙的中國村民在反抗政府的同時又是多麼愛國。 1989年6月2日,武爾澤與他的武官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長城和西山之間,因為他們聽說那裡的村民攔下了軍車,阻止軍人進城。武爾澤說,村民支持學生,攔阻軍車,這令他吃驚。而更令他吃驚的還在後面。他回憶說,他們當時拍下了軍車的照片,被解放軍軍官指責為竊秘,並被要求交出膠卷。他們原以為跟軍隊對抗的村民們能幫助他們。

“村民們開始思考了,”武爾澤說,“這是讓我吃驚的,那些村民們說,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安全的話,那我們希望你們離開,但是,我們希望你們把膠片交給這位軍官。最後,我們只好交出了。”

*沒有‘好軍隊’和‘壞軍隊’之分*

“六四”槍響後,中國國內外曾有謠傳說,反對屠殺百姓的解放軍部隊“站到人民一邊”,與鎮壓民眾的軍隊發生了衝突。不過,武爾澤說,他們掌握的情報顯示,並沒有“好軍隊”和“壞軍隊”之分。

武爾澤說:“我看到了三個集團軍的後勤供給車隊,這些集團軍應該是準備鎮壓的。他們集結在一起,通過了另一集團軍的防線,前往城外一個供給點,運回了食物、燃料和子彈。你知道,最後我所接受的全球情報訓練都比不上我曾經當步兵的經歷來幫助我理解這件事。我回到大使館,我告訴他們,傳言是不真實的, 因為如果他們要火併,是不可能將自己的食物、燃料和子彈都放在一起的。”

*神秘解放軍軍官警告外交公寓大樓要有事*

1989年6月7日,北京建國門外外交公寓大樓遭到解放軍的掃射,公寓內不僅住著駐華武官,也有很多外國記者。

已故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iey)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當時,武爾澤是第一個知道這件事的人。

“我當時在自己的辦公室,大約早上2、3點鐘吧,因為幾個小時後,我又得出去,所以我只好躺在辦公室的地板上小睡一會兒,”武爾澤回想說,“突然,我辦公桌的電話想了。 一個年輕的軍官,我以前和他一起出行過幾次,---當時我只是個少校。他告訴我說:'武爾澤少校, 明天10點到2點之間,不要回公寓。'我當時很累,我忘了他的名字。 我說,上尉, 我在工作,我們要處理危機,我已經三四天沒有回到公寓了,我不會去那裡的。 他重複說,記住,10點到2點之間不要到走到二樓以上,然後他就掛斷了。”

武爾澤說,他意識到一定有情況,於是將這個消息告訴了自己的上司以及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而李潔明大使作出決定將那裡的使館家屬人員全部撤離。

李潔明大使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如果沒有這個神秘的電話, 在北京1989年的血腥六月,美國方面可能會遭受生命損失。武爾澤認為,中國軍隊只是想把外國觀察人士趕走。

武爾澤:“我相信那是一個信號,目的是讓盡可能多的外國人離開城內,這樣,他們軍隊和國安局的人就可以為所欲為,肆意逮人。”

他說,那座大樓正好位於建國門外大街前面。解放軍進城時,很多外國記者利用這個公寓的陽台觀察部隊和坦克動向,並拍照和攝像。他自己的陽台就被一些記者藉用過。他說,他後來在自己的公寓和其他人的房間內看到了彈孔。

武爾澤說, 他至今不知道那名中國軍官是因為與自己的私人關係,還是被上峰命令給他打電話的,因為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過那名軍官的消息。

*真實的死亡數字誰也不知道*

在“六四”槍響後,武爾澤曾向李潔明大使要求要求清點遇難者的遺體,但是被拒絕, 因為大使要求關注中國軍隊的動向,是否像謠傳的那樣,不同部隊之間發生衝突,同時要求他負責駐華美國人的撤離。他說,美國使館派出了另一名官員去核實死亡人數,但是,卻無法得到確切的數字。他說, 中國紅十字會的一名醫生告訴他們,截至6月4日中午,死亡者為2500多人。後來,1996年叛逃到美國的一名中國軍官稱,死者數字為3700人。

*六四槍聲打碎美中軍事蜜月從此破鏡難圓*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不久,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殊宣布對中國實施制裁, 禁止出售軍事武器,並切斷軍事聯繫, 但是不久之後,老布殊又派出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 Brent Scowcroft)前往北京會晤鄧小平。

武爾澤說:“我知道,他(老布殊總統)當時也是與商界的人進行了交流。商界是不願意與中國完全切斷聯繫的。 他們有投資在這裡,他們希望將來在這裡賺大錢。他們覺得這是一個轉瞬即逝的事件。這種事情一直在發生, 如果你不想嚴重影響貿易政策、商務和外交政策,你只能切斷軍事聯繫。”

武爾澤說,他相信,老布殊總統也曾考慮過切斷貿易聯繫,但是,切斷軍事聯繫對美中關係影響最小。不過,他指出,“六四”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美中軍事聯繫再也無法回到從前。天安門之後的對華武器禁令到現在還生效。

武爾澤:“'天安門事件'的發生極大地破壞了美國的價值觀、 人權和自由的價值,國會和很多美國人以及政府非常謹慎。另外一個事實是,中國的行為也限制了發展,中國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非常強勢。對美國的盟友日本、菲律賓形成威脅, 對台灣也是威脅。”

武爾澤1990年離開中國,服務於五角大樓。 1995年,他再次出任駐華武官,後來在美國陸軍戰爭學院任亞洲研究教授和戰略研究所主任,1999年以上校軍銜退役。他目前是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的成員,負責向國會提供對華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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