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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爾開希回顧六四專訪

  • 張佩芝

吾爾開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回顧六四事件25週年

吾爾開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回顧六四事件25週年

六四民運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接受美國之音駐台北記者張佩芝專訪,談及他對六四大屠殺的反思已經他過去25年來的心路歷程。

記者:吾爾開希先生,謝謝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天安門事件從發生到現在已經過了25年。您的名字永遠和六四天安門事件聯繫在一起,回顧六四事件,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吾爾開希:對任何一個人來講,這麼大規模的屠殺當然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想起那麼多年輕的生命在那天,為了共同的理想,曾經跟他們肩並肩走在一起,他們因為跟我們志同道合,就算跟我們不認識,但是也有如親兄弟姐妹般的這些人,還有很多支持我們的人,在六四那天,為了我們共同有過的理想和希望,而犧牲生命。這個犧牲,會一直縈繞在我們頭腦之中,尤其我個人,在情緒處理上來講,這是一場大屠殺,很多人為此犧牲生命,可是我是那個號稱叫做組織者領導人,過去這些年我們也都被稱為學生領袖,我們對此沒有持異議。如果我們是學生領袖,我們首先應該犧牲生命,這樣一種想法,恐怕會一直縈繞在我頭腦之中,這叫做幸存者的負罪感。幸存者的負罪感,也是回想25年前,以及25年以來,對我們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肯定會產生最大影響,留下最深刻記憶的東西。

當然也不只是這些悲傷的東西,回想25年前,也有相當興奮的、相當令人感覺希望的東西。最然這場運動最後是以屠殺為終結,可是我想所有參加過的人都不會忘記4月27日大遊行。在人民日報426社論後,十幾萬學生上街遊行,衝過重重警察封鎖線,可是在那一天,上百萬的背景市民,夾道歡迎,站在學生隊伍的兩邊,來表達完全支持我們的立場,那一天所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和希望,我這輩子也不會忘記。

記者:您對未來在推動中國改善人權的工作上,對自己有什麼樣的期許?

吾爾開希:我們是反對運動,我是劉曉波的學生。劉曉波是八九年時我的重要導師,是我的亦師亦友,他對自己的角色承擔,在八九的時候就表現得令人敬佩。學運一開始,他本來在美國,已經離開中國了,結果他毅然回到中國。到最後當發現知識分子失去道德立場,無法表達自己對國家立場時,自己跳下來絕食。劉曉波過去二十多年來的所作所為,都令人佩服,起草零八憲章,第三次被投身入獄,諾貝爾和平獎是對他的肯定,也是告訴我們這些反對派,我們自己應當承當的角色,我們所做的事情是什麼。八九年學生運動時,我們是一腔熱血的年輕學子,今天,我們是堅定的反對派。當然這是個人選擇,你可以參加八九年的學生運動,你覺得你已經付出足夠的代價,承擔了足夠的責任,然後願意離開中國的民主運動,我覺得無可厚非,天經地義,而且我也完全同意。我們八九年所有的參加者所承擔的公民責任來講,我們承擔地足夠多。如果我們之中的任何伙伴決定要離開,我都覺得天經地義。而我,做為劉曉波的學生、弟子、好朋友,我覺得如果一個夠格的朋友,是應該陪他回去坐牢。應該以不怕坐牢的精神,來貫徹我們當初所開啟的事業。應該用這樣的心態,反對派在中國今天這個時候所要扮演的角色,其實是犧牲。

記者﹕您會不會對當初離開中國感到後悔?

吾爾開希:可能會有吧,我覺得流亡也為我帶來新的人生,這種人生包括對自由民主的深刻體認。如果沒有過去25年在法國、美國、台灣這樣的地方的生活經驗,也許我今天能在中國更有一些發言的機會,卻不見得能說出更好的發言內容。後悔有沒有?多少有,但是後悔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我的流亡經驗也是無比難得,也是非常痛苦,但是非常豐富的人生歷程。我好像也不是喜歡去思考後悔這個話題的人,但是夜深人靜時,難免會想當初如果要是不離開有多好,這是難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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