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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指 中國學術自由文革以來最糟


徐友漁在新學院“對學術自由的持續威脅”研討會上發言(2016年11月,美國之音方冰拍攝)

徐友漁在新學院“對學術自由的持續威脅”研討會上發言(2016年11月,美國之音方冰拍攝)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退休研究員徐友漁在紐約表示,中國目前學術研究自由處於文革以來最糟狀態。他表示,從2011年以來,他基本上沒有辦法在中國發表研究論文;而2015年到2016一年間,他在紐約就發表了6篇論文。

他告訴美國之音:“特別跟以前相比,以前一年最多可以發表2、30篇,甚至更多。”

*學術研究被當敵情看待*

徐友漁從2015年11月開始在紐約新學院任駐院學者。徐友漁表示,中國全國層面的新聞報刊檢查制度本來就十分嚴格,有國家出版總局、中宣部等,“這已經侵犯了學術研究自由,但是當局認為還遠遠不夠,在各個部門還要檢查,他們提出口號叫“守土有責”,他們完全把學術研究當一個敵情在看待。”

為了“守土有責”各單位就自行加設檢查機制。徐友漁說:“這種檢查不是一道關,它有多重關,一篇文章出來,他覺得有問題,或者題目敏感,不知要經過多少關口,任何一道關口都可能被砍下來。”

徐友漁於1979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畢業後在哲學所工作,任研究員直到退休。

*社科院有兩個檢查部門*

徐友漁說,他在社科院工作的時候,院內有兩個檢查部門。一個叫審讀組,“是一些退休的老幹部,所一級退休的黨委書記,每個禮拜開會,就看他們負責的本單位的文章,對本單位的文章嚴防死守。”

還有一個設在社科院的圖書館。 “因為一般審讀組只能看到國內的文章,萬一發表在海外怎麼辦呢?圖書館有很多海外的報刊雜誌,他們很熟悉,很容易掌握到你本單位的人在海外發表甚麼東西,這還要做一個審讀。”

徐友漁上週五在紐約新學院世界瀕危學者項目舉辦的“對學術自由的持續威脅”研討會上,與來自敘利亞、伊朗、土耳其的其他三位流亡學者,一起討論了他的學術研究自由在中國遭侵犯的情況。

*敏感詞多到記不清*

徐友漁在會上講了中國一位最重要出版社的著名老總告訴他的一則“有趣故事”。這位老總和其他出版社負責人每週都要到新聞出版總署去開會,會上談得最多的就是最近有什麼動向,出版系統出了甚麼問題,哪些東西應該受批判,“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最近這段時間,哪些詞彙是不能在你們的出版物上出現的。”

這位老總說,“每星期開會時就要公佈一大串名詞,到最後雖然他們都是官方出版社 - 那些老總都不耐煩了,向主持人抗議,'這也不准講,那也不准講,我們根本記不住,你乾脆告訴我們甚麼可以講'”。

*懼怕社會研究源遠流長*

徐友漁認為,在中國對社會研究的恐懼源遠流長。 “1949年以後就有這個東西了。我們從中學時就知道‘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去碰社會科學。以前很多社會科學都被取締,都沒有了。”
徐友漁說, 1979年他考入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時,他的一位在大學任外語系主任的親戚一邊祝賀他一邊說,“啊呀,搞社會科學太危險了。要是沒有'社會'這兩個字就更好了。” 徐友漁說,這位親戚“是留蘇的,文革中被打成蘇修特務,吃了很多苦,所以他的這種憂慮比一般人更帶典型性。”

不過,徐友漁還是告訴與會者,中國學術自由的狀況雖然糟糕,但“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

他告訴美國之音,雖然現在人們要看到形勢的好轉實際上還找不到任何根據和希望。 “但是你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很絕望的情況?我覺得也不對。文革那時候的壓制也是非常厲害,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前途的。但是再厲害的控制、再厲害的壓制,它總要過去。”

徐友漁說,壓制愈是厲害,轉變機會到來的也就愈快。 “這也是我經歷文革最重要的經驗。”

徐友漁是著名的《零八憲章》首批聯署人之一,也是2010年新公民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 2014年因其對“中國的和平民主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而獲瑞典奧洛夫帕爾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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