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流亡海外的藏人表示，中國政府剝奪和打壓中國藏人宗教自由，語言、文化傳承的權利，必然會招致藏人的反抗。而中國當局2008年以後在西藏採取的包括教育和宗教的政策，對西藏民族的威脅，可能是更加空前，更全面，更深入的危機。
星期六，在台灣西藏人福利協會主辦的“2015西藏問題國際研討會”上，專程從印度來台灣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新聞部秘書長達波索南說，無論從歷史還是現狀來看，在西藏問題上，他們與中國政府的立場截然不同。
他說，過去2000年來，西藏是個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政府、法律、貨幣、國旗、文化、宗教、傳統和國家認同等。這些要素構成了西藏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西藏在1950年被中國佔領，並於1951年被迫同中國簽署《十七條協議》，從此西藏淪為中國的統治。
他說：“中國政府稱，中共統治的有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55個少數民族。看一看歷史就會發現，除了西藏以外，中國從來沒有和其他少數民族自治區簽署過任何協議。這清楚地表明，西藏有不同的認同，有自己的國家認同。”
達波索南說，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在達蘭薩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並為西藏的獨立而努力。但是從1970年代，達賴喇嘛決定要跟中國政府談判，和平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不再尋求西藏獨立，而是一個高度自治的西藏。
他說，根據中國的憲法和少數民族自治區的法律，少數民族有自治的權利，因此所有藏人應該在一個統一的自治區，享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和宗教的權利。
他說：“我們堅信，如果中國的藏人享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宗教和認同的權利，我們跟中國政府就沒有甚麼可以爭鬥的了。但不幸的是，中國政府不接受我們的要求。他們認為，西藏地區的統一是獨立，或半獨立，達賴喇嘛是分裂祖國的分裂份子，而那些被剝奪宗教自由，文化權利的藏人以自焚的方式和平抗議時，卻被視為恐怖份子，他們的家人受到打擊和酷刑。”
達波索南說，除非藏人享有自由的權利，享有自己文化和宗教的權利，否則這種抗議將會繼續下去。他以香港為例說，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時，外界對一國兩制充滿希望，但是看看今天的香港，港人被剝奪了自由和政治權利，因此港人才會抗議。他說，只要有打壓，就會有抗議。但是如果人民有民主，平等和自由，人們就可以和平相處。
他說：“這些將帶來穩定，平等，人民享有權利。只要人民的權利被剝奪，就會有反抗。歷史證明，鎮壓不會解決問題。任何問題可以通過和平，對話，民主權利及平等的途徑得以解決。”
日前，中國政府高調舉行了西藏自治區成立50週年的慶祝活動。中國還相繼發表了兩個有關西藏的白皮書，而且還召開了西藏工作座談會議。這些都是旨在向外界展示，中國的西藏政策給他們所說的“給西藏帶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昔日的“農奴當家做主人”，“經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等等。
不過，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以教育和宗教自由為例說，西藏人民仍然不能享有傳承藏人語言，文化和宗教的自由。他說，在江澤民時代，中國政府為了把藏人的孩子跟藏人的母文化隔絕，在這些學童13歲左右時，把他們送到各個大城市的西藏班，西藏學校，在這些孩子們成長和成熟的關鍵的5至6年里，隔絕他們與西藏文化的接觸，把他們變成“藏血漢人心”。
達瓦才仁說，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政策從2008年開始發生變化。現在中國當局把所有的學校都建在西藏，藏人的孩子從小學三年級必須要住校，每星期雖然講授幾節課的藏語，但不允許學生了解和學習西藏的宗教。
他說 ：“所以，他們實際上是在西藏的境內，讓西藏的孩子跟自己的母文化造成一定的隔絕。這种隔絕是比較軟性的，不像江澤民時代的完全隔絕，但這些孩子們平常其實沒有機會接觸，藏人不會有強烈的感受。他們其實是讓這些藏人孩子跟西藏文化隔絕，而且是整個一代。所以其實是更徹底，更深入。”
達瓦才仁說，中國政府對藏人寺院的控制也是非常嚴格，所有的寺院都設立了派出所，安裝了監視器，所有的法事都必須要事先獲得有關部門的批准。他說，這種舉行法事要事先獲得批准的狀況如果持續下去，有一天寺院會變成空的。此外，當局規定的18歲以下不能出家，也會使過去能看到的小喇嘛的情況成為“絕響”。他還表示，由於當局規定藏人去拉薩必須事先獲得公安部門的批准，過去那種一路磕頭到拉薩的情景也會變成“絕響”。
他說 ：“這就是我們從2008年以後中國政府推行的政策，以及他們的西藏白皮書和工作座談會中我們所看到的趨勢。這種趨勢對西藏民族的威脅，可能是更加空前，更全面，更深入的危機。”
上星期五，流亡西藏議會在達蘭薩拉召開的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第十次會議上通過多項西藏問題的決議，其中包括敦促中國政府重視中國藏人居住區藏人的訴求，同時也呼籲國際社會促成中國政府與西藏流亡政府之間的和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