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在中國緩解以來，部分武漢受害者及其家屬試圖依法尋求索賠，追究瀆職官員行責，呼籲設立補償基金。有關建議還試圖送交人大代表，不過，結果似乎並不樂觀。
索賠法律行動進行時
“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近日發出新聞稿，通報協助部分武漢居民進行新冠病毒受害索賠的進展。這個法律顧問團3月6日成立以來，陸續有20多名受害者及家屬與之聯繫諮詢和維權事宜，並抱怨他們所在社區、派出所或工作單位對當事人“勸說或者威脅”。兩名受害者因此明確放棄維權，還有一些人“猶豫不決”，“只是斷續與顧問團聯絡”，不過，還是有9名受害者表示，堅持繼續維權。
索賠人民幣百萬元的由來
張海是堅定索賠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算了一筆索賠賬：“我父親死時76歲，現在生活提高了，他活到86歲應該沒有問題。我父親正常工資一個月不到人民幣5000塊，也就4800塊，加上撫卹金30,000多塊，這樣算的話，總數100萬塊不到，大概96萬。”
張海說，其父是“多年來為中國核武器項目工作的解放軍老兵”，1月16日在廣東意外骨折，為享受公費醫療特意回武漢手術，但是院方隻字未提武漢當時的新冠疫情，其父住院一周多後感染新冠病毒，不到兩週後搶救無效去世。
索賠提出後的境遇
張海的索賠要求沒有得到地方當局認可，因此尋求法律顧問團支持，他說：“地方基層官員都說過，武漢這麼多人，如果都像我這麼要求的話，談不好，談不攏，因為很多人去世的時候還很年輕。但是我說，談不攏是你們的問題，我們的訴求就是這樣的。他們叫我走法律程序，我說，走法律程序在中國不是笑話嗎？在中國告地方政府？”
維權索賠期間，他說被當局監控：“目前我知道，我的微信、電話、包括微博都是被監控的，我跟人家聯繫得很少，手機都想甩掉。其實也沒有做過什麼，又不是反黨，又不是間諜，反而監控我，我知道很多去世者的家屬也是被監控的。監控人是不是需要人力物力？為什麼寧願花這些資源，而不能直面家屬的訴求？”
上書“人大”無果
楊占青是“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的成員，他對美國之音說，顧問團考慮到個體維權的難度，即使這些受害者起訴至法院，也可能被拒絕立案。如果受害者持續不斷維權，被政府視為不穩定因素，勢必遭受無端打壓，因此希望通過向兩會提交民間立法建議，敦促政府能像當年解決三鹿奶粉事件一樣，一方面追究責任人，一方面成立賠償基金，以撫慰受害者，平息民憤。
關於立法建議中提到的“追究責任人”，楊占青說：“總共有20多個諮詢求助。有的人的訴求的對像是醫院或者單位，還有一些是隔離酒店。提出向政府索賠的大約有六七個人，主要針對的是沒有來得及辦住院手續就死亡的，因為這種情況下很難找到一個訴求的對象。他們沒有住院，或者醫院沒有床位。這些人打交道交涉的是社區，而社區沒有辦法作為被告，因此引起傷害罪的主要責任就是政府。”
法律顧問團5月17日在上述建議定稿後，向網上收集到的9個兩會代表的電子郵箱發送了這項提案建議，希望能有兩會代表回复，表態是否願意提交。但是截止目前，只有西南交通大學統戰部網公開徵集提案建議，其它均沒有給予回复，另有一個代表的郵箱地址錯誤被退回。
索賠的法理依據
2019新冠病毒受害者提出的索賠要求，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腳？是否有中國現行法律可循，維權律師陳建剛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相應的行政法規還是有的，國家賠償法在這方面還是有的。國家的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不過主要還是國家賠償法，但是，現在基本上沒有什麼用，這些法實際上是一種被廢除的狀態。作為一個人在中國已經得不到法律的保護了，我本人看不到希望，中共把法律的外衣扯掉，基本類似文革時期那種狀態。”
“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的新聞稿說，這次災難，武漢市、湖北省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相關瀆職官員的責任必須追究。新聞稿的“案據”部分，按時間順序列出武漢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1月2日至19日“隱瞞”多名醫護人員感染的經過，以及李文亮、艾芬等醫生被訓誡的情況等。
圍繞核心證據的爭議
上述案據是武漢冠狀病毒受害者向政府提出索賠的依據，同時，有關國家和地區向中國提出索賠所依據的也與此細節有關。對此，陳建剛律師說：“依據我對這個問題的觀察，中共在這個問題上，對內是高壓地拒絕，對外是高調地拒絕，完全沒有什麼道理可講。”
不過，中新網說，5月24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就新冠病毒疫情針對中國的各種“濫訴”，沒有事實基礎、沒有法律依據、沒有國際先例，是徹頭徹尾的“三無產品”。
王毅還說，中國在最短時間切斷了病毒的傳播途徑，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快速蔓延。中國對人民生命健康和全球公共衛生事業高度負責，“時間經緯清清楚楚，事實數據一目了然，經得起時間與歷史的檢驗”。
中國公民有關這次疫情的國內索賠與國際索賠的重疊和糾葛，似乎正在使問題進一步複雜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