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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通”:中國式專制邁出國門的通行證


設在法國里昂的國際刑警組織總部 (資料照 )
設在法國里昂的國際刑警組織總部 (資料照 )
“紅通”:中國式專制邁出國門的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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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警察一星期來(我們家)兩次;後來每個月兩三次,每次一兩個小時……他們愛來就來,行為跟流氓一樣。他們威脅我太太,說她如果不照他們的要求做,就要她坐牢……每次我太太打電話來,她都不停地哭,哀求我回國。”

“他們無數次傳喚我的兄弟姐妹,包括縣裡和省裡的公安機關……今天傳喚我姐妹,明天我兄弟,後天我侄女,……(警察)威脅他們,如果我不回去,他們都會抓起來。”

“沒收我家所有財產,包括我太太、孩子住的房子。他們現在無家可歸。我兒子的教育費全沒了。母子走投無路。”

“我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我太太的兄弟姐妹和他們的所有子女,每一個都被‘邊控’。我兒子在英國讀書一年多,念的中學。但他放假回國以後,卻沒辦法再回英國。”

以上是幾位現居美國和加拿大的中國“紅通人員”的自白。

“紅通”是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告”的簡稱。這是一個為逮捕、遣返逃犯而設的警報系統。但“紅通”並非國際通緝令。國際刑警組織各成員國都可申請發佈,也可自行決定如何因應。

人權組織和美國政界的擔憂

收集上述口述資料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和越來越多的批評人士說,“紅通”系統受到專制國家的濫用。以中國為例,當局不僅利用“紅通”打擊海外異見人士,也讓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受到株連。

最近,這種擔憂蔓延到美國政界。

上星期(4月26日),美國參議院跨黨派的七名參議員聯名致信司法部長塞申斯,詢問司法部是否就相關指稱進行調查,包括中國官員或其代理人騷擾、虐待“紅通人員”家屬,以及一些居住在美國的人是否迫於壓力返回中國。這些議員說,就算是合理發出的紅色通告,也不能作為對家屬的連坐處罰理由。

他們還在在信中寫道,國際刑警組織憲章第三條禁止該組織實施具有政治等性質的干預或活動,他們詢問司法部是否評估過該組織對這項條款的執行,確保被引渡回中國的人不受任意拘禁、酷刑或非人道對待。

信函還提及,國際刑警組織現任主席孟宏偉能否保持該組織中立性引發質疑,因為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公安部副部長。

魏京生:中國司法滲入美國

流亡美國的資深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對美國參議員的舉動表示歡迎。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他說,“因為國際刑警組織被中共控制已經很多年了。 現在它的主席都選成中共的,而且中共給了大批的錢。 國際刑警組織已經成為中共的一個工具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司法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就滲透進入美國。那麼美國的司法部長必須對此做出調查。”

近年來,魏京生成為國際刑警組織聲音最洪亮的反對者之一,多次與該組織交涉,還專程到其法國里昂的總部前抗議,並舉行記者會和講演。壓力之下,國際刑警組織撤銷了“紅通”名單上的一些名字。

魏京生告訴美國之音,對國際刑警組織的關注源於2006年他的一次個人經歷。 當時他受邀赴瑞士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權大會。在瑞士邊境,他和助手被兩名警察扣了下來。他們的行李被翻得一塌糊塗。當翻出聯合國大會的入場證時,兩名瑞士警察有點不知所措。

“他們倆用法語互相交談。他們不知道我的助手是在巴黎長大的,看上去是個中國人,以為他只會講英語呢。 一個說,哎呀,這個好像不是恐怖分子啊。另一個說,不管怎麼樣這是國際刑警組織給我們的通知,我們還是把他們扣下來吧,”魏京生回憶說。

那是他第一次得知自己上了“紅通”名單。儘管後來二人被順利放行,但從那以後,這個有著190個成員國,僅次於聯合國的全球第二大國際組織越來越多地進入魏京生的視野。

“後來我發現很多中國人都因為國際刑警組織被找麻煩,包括新疆的、西藏的朋友,包括漢族的異議人士,”他說,“很多異議人士出來以後,就是因為紅色通告上有他的名字,他在美國行動都受到限制,辦身份也有困難,時不時還會被警察抓到監獄裡。”

移民律師:中國政府用的都是陰招

紐約律師葉甯曾代理過多起“紅通人員”案件。在他看來, “政治問題刑事化”是中國當局的慣用手段。

“我的一位客戶,他的家人曾經在中共黨內佔據顯赫地位的。中國政府給他發出了‘紅通’。里昂總部沒有公佈這個事情,但是美國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的檔中確認了國際刑警組織紅通的這個事實。這顯然是個政治性案件。 他本人和他家人顯然是中共黨內鬥爭、清洗的受害者,”葉甯說。

他所說的這位客戶正是逃亡美國的中國商人令完成。他的哥哥令計劃在仕途巔峰時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是胡錦濤的私人秘書。令計劃於2015年落馬,被開除黨籍、公職,判處無期徒刑。

紐約另一位華人律師高光俊2016年對美國之音透露,從2015年到2016年上半年,中國政府先後派了十幾組人到美國來向令完成施壓,都被聯邦調查局趕走了。

去年9月,高光俊律師對設在美國的華文媒體明鏡電視說,用他客戶的話說,中國政府逼迫“紅通人員”回國時用的都是“陰招”、“狠招”。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有一個客戶,公安機關派了三個人住在新澤西州的旅館裡,說得很好的,最多回去呆一個月,我們會給你判三緩四,但一下機場直接帶走了,最後判了七年。”

他的好幾個客戶都遇到過同樣的事:在美國時,中國官員給他們出示了白紙黑字的公文,明確寫著回中國後不會被判刑,可是一下飛機就被逮捕了。當他們問中國官員為什麼反悔時,得到的回答是“這是我們的一種策略”。

“也就是說,我欺騙你是一種策略。我有好幾個客戶是被騙回去的,”他說。

非政府組織:190個成員國都成共犯

2015年4月,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分部發佈了百人紅通名單,現居美國的浙江商人邱耿敏赫然在列。

“我的壓力不是一般大,是太大了;而我家屬的壓力比我更大,大多了”,他在早些時候的一次採訪中對美國之音說,他的妻子和女兒“一天到晚就像驚弓之鳥”。

呂蓓卡·莎弗爾是總部設在英國的非政府組織“公平審判”的高級法律和政策顧問。該組織致力於保護世界各地受刑事指控人的基本權利,推進國際刑警組織改革。

“國際刑警組織‘紅通’的問題之一,不僅僅是讓流亡者生活在恐懼和危險中,也讓所有190個國際刑警組織的成員國成為這種騷擾的共犯,” 她說。

今年早些時候,在“公平審判”歷時近十年的努力下,國際刑警組織撤銷了21年前對知名維吾爾族人權活動人士多裡坤·艾沙發布的“紅色通告”。艾沙是一名宣導維吾爾活動人民族自決的活動人士,目前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中國政府說他是一名恐怖分子。

莎弗爾說,長期以來,國際刑警組織拒絕就艾沙的案子提供資訊,“他們只是回答,對不起,中國不讓我們說任何話。”但是2016年,國際刑警組織內部進行了一些改革,現在他們同意更加嚴肅地審視中國拒絕公開信息的行為。

中國長臂伸向聯合國

但是對於絕大多數的人來說,國際刑警組織的“紅通”發佈系統仍然是黑箱作業。 “人權觀察”中文部主任蘇菲·理查森將其稱為一個“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組織”。

“人權觀察”今年1月發佈的報告說,外界無從知道國際刑警組織近年來應中國要求發出過多少紅色通告,有多少人的通告至今仍然有效。因為許多通告只有國內執法機關知道,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上了紅通名單。

這其中也包括人權活動家魏京生。“沒法知道。他不公開名單,大家並不知道誰在上面,對大家來說這是更加恐怖的一件事。他說。

“國際刑警組織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一個外延,延伸到了西方國家,”他補充道。

這個外延還在擴大。理查森說,中國的手已經伸進世界最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 理查森團隊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來記錄中國官員和外交人員如何騷擾聯合國人權專家,讓他們不要寫有關中國的負面資訊。

“這個組織的目的就是保護人權,但現在它已四面楚歌,”理查森說。

美國之音駐紐約記者方冰亦對此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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