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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中國興奮劑黑幕 前國家隊醫出走德國難民營

  • 美國之音

上世紀80年代,薛蔭嫻(左)和中國體育代表團,中間穿白色T恤者為李寧(受訪者提供)

星期二(8月29日),薛蔭嫻一家被轉至德國曼海姆難民營。到德國兩個多月來,這是他們輾轉進入的第三個難民營。

薛蔭嫻是前中國國家隊隊醫,以揭露中國體壇興奮劑醜聞出名,也因此全家長年受到打壓。在近80歲的高齡,她和兒子、兒媳逃離祖國,到德國申請政治庇護。

“在中國沒法生存,沒法活了,逼得我和家人都沒出路了,”幾天前,她在海德堡難民營一間只有12平米的住所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

去年5月,身患重病的薛蔭嫻到醫院就診,“北京的三家醫院都說沒得治了,不給診斷,不開藥,說你就等著吧。”

身為醫生的薛蔭嫻知道,這樣等下去的結果只有一個,“我就等死了。我感覺這種政治暴力又到了醫院。”

過去幾十年中,薛蔭嫻不斷地體會著這種政治暴力,直到用她自己話說,“家破人亡”。

從根正苗紅到揭秘者

1938年,薛蔭嫻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在延安的中共幹部子弟學校唸書, 是共產黨培育起來的根正苗紅的“紅二代”。

1956年,在全國第一屆少兒運動會上,16歲的薛蔭嫻代表山東隊參加了推鉛球項目的比賽,一舉打破當時的青少年全國紀錄。

1956年,薛蔭嫻在第一屆全國少兒運動會上打破推鉛球項目的青少年紀錄。(受訪者提供)
1956年,薛蔭嫻在第一屆全國少兒運動會上打破推鉛球項目的青少年紀錄。(受訪者提供)

1963年,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運動醫學專家,從北京體育大學畢業的薛蔭嫻進入中國國家體育委員會(現國家體育總局)工作,先後效力於國家田徑隊、男女籃球隊、女子排球隊、國家體操隊,並一度擔任國家隊11個隊的醫務監督大組長。

然而,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掀起的那場國家倡導的興奮劑熱潮打破了她一帆風順的人生。

根據薛蔭嫻的回憶,1978年國家體委在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了興奮劑的問題。

“78年10月11日在大會上講的,說興奮劑是給病人用的,但國外興奮劑用在運動員身上了。我們國家運動員為什麼不能用?你們也應該用。”

即便是幾十年前的往事,薛蔭嫻也能隨口說出發生在何年何月,這得益於她從醫以來便開始記錄的工作日記,一共記了68本。

從80年代初開始,興奮劑便不時出現在她的日記中。薛蔭嫻說,國家體委派醫務處一位叫陳章豪的醫生去法國學習如何在運動員身上使用興奮劑。留學歸來後,他便大肆鼓吹興奮劑的好處。

“他大會小會說。國家隊的問題就是消除疲勞的事。消除疲勞就得吃興奮劑。我心想,這就是邪門歪道啊。這樣大家就不用訓練了,就靠吃興奮劑來出成績。這是違背奧運會精神的。”

薛蔭嫻說,當時國家體委訓練局的一把手李富榮也支持使用興奮劑,“他這個獨裁專政啊,比有些國家領導人還厲害。反對他就是反對政府,反對他就是反對黨。他自己私下成立興奮劑小組,組長就是去法國學習回來的陳章豪。”

薛蔭嫻告訴美國之音,過度服用或註射興奮劑會嚴重損害人體的肝、腦、心臟功能,女性可能變性, 不再生育,男性也會出現性功能萎縮。可是陳章豪和李富榮不以為意,用“特殊營養藥”、“大力補”這樣名號將興奮劑在全國各地四處推廣,連少年體校也沒能倖免。

“少年體校的小孩一聽說營養藥來都伸出手去要。吃頭幾次感到好,出成績了,進了專業隊,慢慢症狀都出現了,都是陳章豪、李富榮這夥人的興奮劑害的。”

“李富榮是興奮劑利益集團頭頭”

李富榮後來加官進爵,不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還升任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

2005年,他對中國《新民晚報》說:“作為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我工作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就是反興奮劑。”

這篇報導還寫道,“對李富榮來說,'反興奮劑'他幾乎天天講。中國乒乓球隊的運動員被告知:'千萬不要吃錯東西。'中國游泳隊和田徑隊的隊員常聽到他說:'飲食要注意,成績提高要靠訓練。'”

“賊喊捉賊”,薛蔭嫻說,“吃興奮劑的頭頭就是李富榮。他既是訓練局國家隊的頭頭,掌握著黨政大權,又是吃興奮劑利益集團的老闆。 到底是大老闆,中老闆,上頭還有沒有老闆(就不知道了)。”

前中國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後來在回憶錄中側面證實了薛蔭嫻的說法。他說,當時體育界有個共識,成績不行就得服興奮劑。服用興奮劑秉持三個原則:有用、無害、查不出來。

世界游泳教練員協會主席約翰·倫納德曾指責說:“沒錯,全世界都有運動員吃興奮劑,但只有中國選手是有組織的吃,拿納稅人的錢吃。”

在全國上下沉迷於“大力補”的神奇功效,和金牌帶來的榮光、利益時,薛蔭嫻成了體制內罕見的公開反對者。

“本來有些大夫隊給運動員吃這個有意見的,但是都不敢說話,” 薛蔭嫻說。

當時只有前國家體操隊教練宋子玉敢站出來支持她,“他說,你咬住牙,誰讓你給運動員吃興奮劑你也不能給他們吃。他是反興奮劑的隊長。”

正是因為反興奮劑,宋子玉被調離了體操隊,不斷挨整,最後得了肝癌,抑鬱而終,只活了63歲。

“他死了我的心都涼了,他是我的偶像。 我心想,我將來可能也得走這條路,” 薛蔭嫻說。

拒絕給“體操王子”李寧打針

薛蔭嫻清楚地記得,1988年7月13日,李富榮召集國家隊11個隊的總教練、班主任開大會,提出要給“體操王子”李寧打興奮劑。那天,他們特意避開薛蔭嫻,改讓醫務組的另一名醫生參加會議,因為按照李富榮的說法,自從薛蔭嫻去了體操隊,那裡就“針扎不進,水潑不進”。

薛蔭嫻對美國之音說,李寧曾親口告訴她,當年2月陳章豪偷偷給他打了四針興奮劑,開始時他覺得身上有力氣,後來就不行了。

回憶當年拒絕給李寧打針的原因,她說:“因為我是反對興奮劑的,我不會給他打針。另外,李寧是有名的運動員,假如用了興奮劑查出來,我們的人格都沒了,國家的國格也沒了。”

薛蔭嫻說,從1980年開始,國家隊用興奮劑都用遍了,她原想守住體操隊這塊淨土,但這樣的想法實在太天真了。她說,唯一讓她欣慰的是,在她的職業生涯中,她從來沒給任何一名運動員用過興奮劑。做這一切時,她沒有考慮過後果,但最終她被調離體操隊,成了一名邊緣人。

薛蔭嫻曾經想守住國家體操隊不受興奮劑毒害,最終也沒能守住。(受訪者提供)
薛蔭嫻曾經想守住國家體操隊不受興奮劑毒害,最終也沒能守住。(受訪者提供)

出走的異見者

薛蔭嫻描述說,往後的幾十年中,她經歷著中國最高級別的異見者的待遇:在北京,警車就停在她家門口,每天24小時被監控;電子信箱、手機都被監視、竊聽; 她被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中國警察一直想知道她那68本日記到底藏在哪裡。

她的家人也被捲入。

“我拒絕給李寧打興奮劑,這筆賬就算到我全家頭上了。兩個兒子都叫弄他們失業了;大兒子還為這事做了牢;我丈夫被打致死,” 薛蔭嫻說。

薛蔭嫻的長子楊偉東是一名獨立藝術家,原本在體制內游刃有餘,生活寬裕。家庭的變故讓他想要弄清中國這個社會究竟怎麼了,為什麼敢於說實話的人似乎總會招致不幸。他拿起攝像機,計劃拍攝500個中國人的訪談,記錄他們的心靈。這些訪談被整理成文字版,在香港分幾卷出版。這套名為《立此存照》的訪談錄因為涉及不少當局眼中的政治敏感人物,在中國大陸成為禁書。

楊偉東對美國之音說,從2012年以來,他們已經三次被限制出境。這次一家能出來,自己也感到意外。就連平常和他們常打交道的國保也不確定他們能否成行。“護送”一家人到機場後,這名國保對楊偉東說,要是出了關,通知我一聲。

楊偉東說,或許給母親治病這樣的理由當局實在也很難拒絕吧。

離開中國前,一家人就做好了申請庇護的準備,這意味著他們到德國後,必須交出護照,住進難民營,等待移民聽證。

2017年8月,薛蔭嫻在德國海德堡難民營。(受訪者提供)
2017年8月,薛蔭嫻在德國海德堡難民營。(受訪者提供)

每天,楊偉東在微信朋友圈中發布難民營的一日三餐。他說,想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告訴中國人,“吃只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就像人同樣需要空氣和水。自由、民主才是我們中國人的理想。”

薛蔭嫻相信,中國現在仍然在使用興奮劑。不久前,中國退役跨欄奧運冠軍劉翔在《魯豫有約》節目中說的一句話觸動了她作為醫生的神經:一個時代能夠刮一陣風,我覺得我就足夠了。

“一個運動員吃了一次興奮劑出了一次成績。這個風的動力在哪?就是吃興奮劑吃的,邪風刮出來的,” 薛蔭嫻說,正是因為興奮劑,中國才有太多曇花一現的運動員。

星期一(8月28日),總部設在瑞士國際體育仲裁法庭駁回了兩名中國女子舉重運動員的上訴,判定她們在比賽中使用興奮劑,收回二人在08年北京奧運會上獲得的金牌。

薛蔭嫻說,她相信總有一天,這些真相會全部暴露在陽光下。到那一天,她的所有堅持,歷經的所有磨難都會得到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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