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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70年風雲(4):威權制度下的經濟改革


2018年11月14日,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展覽中,人們參觀關於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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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折騰中國10年,到1976年毛死去的時候,掌控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承認中國國民經濟一片凋敝,瀕臨崩潰邊緣。中共不得不對中國農村和城市經濟放鬆控制,而正是中共對經濟的細緻入微、細化到個人的控制直接造成了中國經濟的凋敝。中共將放鬆經濟控制稱作經濟改革。然而,在一黨獨裁體制下的經濟改革旋即走上公開以權謀私的邪路,並成為1989年由北京開始的全國性反腐敗、要民主運動的導火索。

經濟凋敝慘不忍睹

在中共掌控中國之後,中國經濟就進入緊缺時代。中國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須品都必須憑票購買,肉票,油票,香油票,肥皂票,火柴票,雞蛋票,肉票,布票,棉花票,糧票,各種票證不一而足,沒有票什麼都買不到。在文革期間和文革後期,中國人的基本生活必須品的匱乏更為嚴重。

全國通用糧票

當時流行的一個非常現實的玩笑說,與中共為敵的台灣國民黨政權試圖派遣特務滲透中國大陸進行搗亂破壞以推翻中共政權,這純粹是癡心妄想,因為到中國大陸的台灣特務拿不到任何票證,連吃的都買不到,不出一個月就要餓死,根本就沒有機會和體力進行搗亂破壞。

在中國農村,被捆綁在毛澤東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當中的中國農民則連城市居民一切憑票供應的貧困生活也過不上,只能是聽天由命,自生自滅。

歷史照片:毛澤東的遺孀,"四人幫"之一的江青在北京法院受審。她被判處死緩。她在法庭上呼喊“革命萬歲”(1981年1月)

在文革收場之後,中共當局一度長期將當時中國經濟的慘不忍睹的狀況歸咎於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黨集團和毛澤東一度的副手和接班人林彪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搗亂破壞。但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經濟的凋敝完全是中共推行的阻礙經濟發展、甚至是阻礙中國人自謀生路、謀求基本生存的政策導致的。

在中國農村,中共推行所謂的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將所有的農民一個不漏地囊括其中,一舉使全中國億萬農民成為中共政權的農奴。他們必須按照中共政權的指令生產政權所需要的農產品,但他們的死活中共政權不管不問,他們連自己養雞幾隻雞,種幾棵菜給自己吃或給自己換點零用錢都要受到精確到個人的嚴格管束,而且動輒就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受到無情打擊。

除此之外,中共政權對農村和農民還實行所謂的剪刀差政策,也就是從農村低價收購農民辛苦勞作的得來的農產品供應城市,同時將城市生產的工業產品高價出售給農村。中共當局用這樣的辦法來搜刮資金支持工業發展,追求所謂的國家強大即中共政權穩固。

由於中共武裝奪取政權走的是所謂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由於中共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出身農民,中共1949年之前在蘇聯共產黨政權的支持下進行的奪權鬥爭一度被稱作農民革命。中共也長期宣揚自己是追求農民解放,要幫助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夢想。

但許多批評者指出,中共進行的所謂的農民革命其實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局,是對中國農民的坑害,這就是為什麼自從中共武裝奪取政權以來農民受到最嚴酷的剝奪,一下子跌落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共從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風調雨順的三年裡製造的人造大饑荒中被餓死的中國人幾乎全是農民。

當時城市居民挨餓的症狀是糧食吃得不夠導致的身體浮腫,農民挨餓則是餓死。至少幾百萬、也可能幾千萬中國農民在1959年到1962年的中共政權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餓死。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死於中共政權製造的大饑荒一直是中共當局嚴密把守的國家機密。

部分是由於毛澤東出身農民,毛澤東開創的中共政權也一直對所謂的“三農”(農村,農民、農業)問題予以重視,但這種重視只是給中國農村和農民帶來沒有停歇的壓榨和災難。中共雖然在造成成百萬、上千萬人的餓死的人造大饑荒之後對農村放鬆了一點控制,但放鬆得非常有限,農民只是在中共政權的嚴格管制下苟延殘喘,勉強活命。

中共對農村、對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的控制導致中國農民普遍貧窮。在中國許多地方,農民在人民公社生產大隊辛苦勞作一年下來,不但得不到任何收入,還要倒貼錢才能獲得賴以活命的口糧。1970年代在貧窮又人口眾多的四川等地,人們一度用幾十斤糧票就可以換一個可以乾活、可以生娃的姑娘當媳婦。

從農村開始的所謂經濟改革

在毛死後,面對中國經濟的一片凋敝和衰敗,中共從1970年代末開始不得不採取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並聲言改革開放政策是中共的偉大決策,是英明的頂層設計,是中共給中國人民帶來大好處,大福利。

資料照片:2014年5月夏業良教授講演(美國之音/國符)

中國經濟學者夏業良說,中共當局的這種宣傳其實完全不符合事實。

他說:“中國的經濟改革主要是從農業開始的。其實也談不上(中共)中央領導有多麼英明睿智,只是說在那個經濟壓力下,在全國許多人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允許農民弄一點自留地,弄一點非公有經濟發展。結果這樣出於意料地有了大的經濟績效的提升。中國的農業第一次解決了吃飯的問題。這樣中共中央很高興,同時又宣揚說這是中共、尤其是鄧小平的功勞。

“有人把鄧小平說成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後來有人說不准確,應當說是總批准師。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根本不是他們設計的,不是什麼高層設計,頂層設計,而是農民從最原始、最淳樸的理念出發,在馬上要餓死的情況下做出的被迫的選擇。中共只是稍微寬容了一點。所以說改革開放這四十年有多大的成就的話,就是中共在經濟瀕臨崩潰的時候,給了人們一點讓他們活下去的寬鬆的機會。這個機會就是在農村給了這麼一點機會。”

許多知曉當時中國歷史的人說,中共在改革開放問題上的宣傳顛倒黑白,顛倒因果,迴避最基本的事實,因而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完全是胡亂給自己臉上貼金。

在批評者看來,中共宣傳部門有關改革開放的宣傳迄今為止一直小心翼翼地迴避最關鍵的事實和最關鍵的問題,其中包括,改革開放前就擁有勤勞勇敢的人民的中國為什麼會如此貧困?難道在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都一直集體懶惰嗎?或者,是有什麼人或什麼政權阻礙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和乾勁,使他們長期陷入貧困難以逃脫嗎?

儘管中共當局一直竭力迴避、淡化甚至抹殺批評者所認為的這種最關鍵的事實和最關鍵的問題,但中共宣傳機器還是在不經意間透露出關鍵問題所在。例如,至今普遍流傳的中國官方宣傳說,位於中國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是中國改革開放發源地之一,1978年,十八位農民冒著極大的風險立下生死狀,簽署了土地承包責任書,實行包產到戶。”

中國官方的這種宣傳沒有提及那安徽省十八位農民冒著極大的風險要做的事情不是去進行什麼涉及巨額資金的投資,更不是要去搶劫銀行保險庫或推翻什麼政權,他們要做的事情不過是要靠自己和自家人的誠實勞動自食其力,自謀生路以求溫飽而已。

在批評者看來,中國官方的這種宣傳與其說是為中共政權評功擺好,更像是控訴中共政權的暴虐;這種宣傳清楚地顯示了在中共的統治下,中國農民連自謀生路種地都要冒極大的風險,需要立下生死狀,由此可見中共強行推行30多年(從1958年到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殘暴。

城市地區的改革開放

中共政權部分放鬆了對中國農村經濟和農民的控制,中國農村驚人的貧困迅速出現緩解。中共當局接著也嘗試性地放鬆對中國城鎮經濟和城鎮居民的控制,試圖以此來走出城鎮經濟的困境。

中共當局聲言在城鎮進行經濟改革是富有遠見和睿智的決策,但批評者則聲言中共當局在城鎮的所謂的經濟改革的舉措跟在農村一樣完全是被逼無奈糊里糊塗被迫應對的結果。

中國前總理和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指出,自中共1949年武裝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以來,導致中國陷入長期貧困的經濟發展死結都是因中共對經濟實行蠻橫又全面的控製造成的;中共政權先是靠著獨裁專制的權力不懂裝懂、一意孤行導致經濟凋敝,然後又一籌莫展不得不讓民眾自謀活路,民眾為自己找到了生路,中共再貪天之功為己有,說是中共富有遠見和睿智給民眾指明了前進道路。

在毛澤東時代,毛試圖靠政治運動和行政命令發展經濟,結果導致一個又一個的災難。為了甩掉城鎮經濟發展停滯導致的就業難題,毛將大批的城市青年強行送到農村去做“知識青年”。“知識青年”在農村不但沒有獲得毛所宣揚的“大有作為”的大發展,反而窮得連飯都吃不上,甚至連理髮的錢都沒有。在毛澤東死後,大批衣食無著的“知識青年”返回城市,給中共政權帶來了壓力。

鮑彤說,1949年以來的中共頂層計劃和設計給中國祇是帶來災難和經濟凋敝,而毛澤東死後“知識青年”在中共頂層的計劃之外返回城市,給中國城市經濟帶來了意外的生機;具體地說就是,返回城市的“知識青年”自謀生路,重新恢復了被中共消滅了幾十年的私有製。

他說:“不是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對中國經濟大發展起了作用,而是知識青年返回城市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了什麼作用?起了恢復私有製的作用。怎麼是知識青年返回城市起了恢復私有製的作用呢?因為在城里里,那個時候,我記得也就是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連修鞋的都是國營的,沒有私營的。知識青年回到城市要吃飯。他們能當乾部嘛?不行,沒有指標。能當工人嘛?不行。為什麼?沒崗位。當時我記得,當時機關里根本就不能進,工廠裡要頂替,也就是一個工人退休,由一個子女頂替。這沒有多少崗位。

“因此知識青年干什麼?他們擺小攤,自己開小店,自己自謀生路,就這樣變成了個體戶。什麼叫個體戶?就是私有製。而在此之前,經過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經過公司合營,經過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商業的社會主義造,中國的城市裡已經把私有製的根子都挖掉了。幸虧下鄉知識青年回到城市,開闢了另一塊廣闊天地。結果是中國的私有製、個體戶從此重新下種,重新生根,重新開花。這才有了後來的所謂的民營企業(給中國人提供了大半的就業)。”

中國經濟學者夏業良也指出,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計劃,完全是被動的,是由不得不自謀生路的基層人民推動的。

夏業良說:“由於農村改革成功,(中共也嘗試)也在城市進行改革,就是由過去的計劃經濟變成向市場找機會。我記得很清楚,1978年年底,很多國營工廠發不出工資,貸款無法償還,經濟非常困難。那個時候,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自己找米吃。也就是要工廠自己到社會上去看有什麼需求。那時候社會上連電風扇都買不到,簡單的電器,收音機,半導體,自行車都是非常奇缺的。很多國營工廠有這個技術能力,過去國家不讓他們做事,現在國家政策鬆動了,他們很快即就能生產出東西滿足市場需求。”

曾經因為批評中共政權而被中共當局長期關押的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說,中共政權在1970年代末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做法是被迫的。

他說:“(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放棄他們的基本想法,但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和中共黨內的人比較現實,看到中國的經濟非常落後,看到中國各方面,無論是文化,還是軍事還是其他的方面都很落後。他們不得不尊重現實去發展經濟,放棄了毛澤東的那一套,那一套肯定是失敗的。大家從上到下看得都很清楚。所以說,他們是在被迫的情況下,不得不改變策略,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基本政策。”

“讓一部分先富起來”走上邪路

1970年代末,被毛澤東多次打到的鄧小平成為中共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後來,中共當局宣傳的鄧小平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戰略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以習近平為首的現在的中共當局也是這麼宣傳。

歷史照片: 鄧小平會見來訪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1974年11月27日)

但許多了解中國歷史的人則說,鄧小平跟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沒有多少關係,無論是農村的經濟改革還是城市的經濟改革,都是底下的人冒險推動進行的,鄧只是在別人冒險取得了成績他跟著說他也贊同而已,實際上沒有為改革冒什麼風險,也沒有提出什麼改革戰略。

批評者說,鄧小平是一個死不改悔的專制獨裁的信奉者,在中國民眾謀求思想解放、擺脫中共獨裁統治的時候,他提出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明確宣示中共絕不放棄獨裁權力,與此同時,鄧小平又是一個思想平庸的實用主義者,所以他時常表示贊同甚至讚揚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糊里糊塗的口號,如“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摸著石頭過河”,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口號。

中國退休的資深記者高瑜指出,作為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口號並將這種口號變成實際上的改革開放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有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越來越大,最終大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

高瑜說:“這種政策完全不是建立在公民權利之上。按照當今世界文明標準,一個國家的國民應當擁有普遍的人權。但是,當初只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社會上看,首先被允許富起來的有一些勞改犯,他們一無所有,只有到市場上去拼搏。但這些人很少很少能進入體制。但更多的富起來的是紅二代。他們跟國外做生意,他們的生意就是把國家的外貿和資源壟斷了。八十年代他們倒賣無本萬利的批文,後來乾脆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水電,電信,石化,這些國家壟斷企業都是在他們的手上。”

中國經濟學者夏業良說:“鄧小平說,讓一部人先富起來,沒有說讓哪一部人先富起來,到底是讓權貴子弟紅二代先富起來,還是讓普通老百姓也有機會富裕起來。有人說這是他的一種政治智慧,我認為是一種政治狡詐。”

在中共推行一黨專制之下的所謂改革開放之初,在中國人普遍貧窮的情況下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口號一度看似沒有什麼大問題。中國學者和政論家胡平說,如今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口號中國已經成為招致眾怒的東西,跟當初提出的時候截然不同了。

他說: “這個1980年代不一樣。當時的所謂的萬元戶也有很多是平民,過去的社會邊緣人士,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機會享受鐵飯碗,是在當局的恩惠之外,當局開始是因為沒有辦法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才允許他們自謀生路。這樣,他們從賣大碗茶、炒瓜子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做起,進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一下子成了比較富的人。

“當然很快經濟改革就搞成了雙軌制,當然只有權貴權勢人物才能靠批條子,利用(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雙規之差大發其財。到了六四之後就更不用說了。從房地產,到國企改革,第一批先富起來的人,權貴就佔了壓倒性的優勢。這些靠權勢富起來的人,他們知道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富裕起來的群體全是靠一黨專制的庇護,他們就變成了一黨專制的擁護者。也就是說,政治上的一黨專制和經濟上的腐敗的私有化就成了相輔相成的東西。”

所謂的雙軌制是指中共的半吊子經濟改革,一方面政府繼續計劃控制緊缺物資,另一方面緊缺物資又可以在市場上買賣,於是,在政府部門有權力可以按照政府計劃價格得到緊缺物資的人家便將那些物資在市場上以更高的市場價格倒賣出去從而獲得巨大的利潤,實現權力變現,從而成為“先富起來”的人。

中國經濟學者夏業良說:“先富起來的人,一部分是權貴子弟,因為他們可以拿到國家計劃指標,拿到批條。當時常見的現像是,國家計劃的物資非常緊缺,鋼材,水泥,木材,等等。只要你能拿到,就跟黑市價格差距非常大,甚至相差兩倍以上,兩三倍。這樣,誰拿到計劃指標,誰就發財了。誰能拿到這樣的指標呢?當然是省部級以上的高級官員的家屬,或者是有一些現管的管理部分的負責人。”

據夏業良介紹,有人回憶說,1979年,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的兒子王軍找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谷牧,說谷叔叔,我要開公司,我要辦生意。當時政策鬆動了,准許人開公司辦生意。谷牧就批給他20萬元人民幣。王軍什麼都不是。他拿到20萬元人民幣回家。當時他一下子成了特別有錢的人。為什麼呢?因為他是王震的兒子。他是權貴子弟。他就可以平白無故地拿到20萬元。1979年那時候的20萬元是巨款。他拿了20萬元說是要辦公司,但辦什麼公司都不知道。可見這些權貴子弟跟平民是不一樣的。

六四事件成為分水嶺

在中共一黨獨裁體制下的所謂的改革開放和經濟改革,很快成為中共權貴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的盛宴。

中國學者胡平對中共一黨獨裁體制下的所謂經濟改革的總結是:以暴力為後盾,先是以共產名義化私為公,再以改革的名義化公為私,天下兩種相反的壞事,全讓中國共產黨這一個黨乾了。

包括鄧小平的兒子在內的中共權貴子弟利用老子的官職權力、利用價格雙軌制倒賣緊缺物資,倒賣批條,一本萬利甚至無本萬利大發橫財,這種局面導致中國公眾的憤怒,並成為1989年春夏之交最先由北京學生和市民借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而發起的反腐敗、要民主的抗議活動的導火線之一。

北京的抗議活動迅速在中國各大城市得到熱烈響應。抗議者的一個口號是“反官倒”。

在鄧小平調遣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中共黨衛軍野戰軍開著野戰用的坦克1989年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早上殺入北京城釀成震驚中外的六四屠城事件之後,中共當局在聲言堅決鎮壓所謂的“反革命暴亂”之餘,也一度表示要認真整治腐敗,清理所謂的”官倒”公司,其中包括鄧小平的兒子辦的康華公司。

與此同時,在六四事件前夕被鄧小平提拔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推出所謂的反和平演變運動,強調中共政權還是要堅持社會主義,追求共產主義,不要資本主義。但中共當局在六四之後進行的反腐敗和清理“官倒”的運動很快草草收場,當時在中共政權中擁有太上皇地位的鄧小平也很快叫停江澤民所推出的反和平演變的運動,並聲言要繼續進行經濟改革,不要問經濟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意思是不要管是屬於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儘管鄧小平先前提出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的第一項就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在鄧小平1990年提出不要問姓社姓資之後,中國在中共一黨專制之下進行的所謂經濟改革全面鋪開,中共官員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毫無顧忌地氾濫。

在鼓譟反和平演變堅持社會主義的運動被鄧小平不客氣地叫停之後,江澤民很快明白過來,並以後來公開宣揚“悶聲發大財”的理念來宣示他對鄧小平的心領神會。在鄧小平之後的江澤民時代,中共官場的腐敗全面發展,為後來的中共領袖習近平以反腐敗為藉口清理政敵、恢復毛澤東式的獨裁埋下了伏筆。

學者胡平說,六四鎮壓是當代中國政治的一大轉折點,鎮壓中斷了中國本來就有限的政治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重新強化了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而且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政權通過強力鎮壓向中國公眾顯示了中共有決心也有能力殺人,於是,中共的權貴從此就可以明目張膽地劫掠公共資產又不需要擔心公眾的抗議。

胡平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政權大張旗鼓地搞所謂的資本主義,搞私有化,必然就變成了權貴私有化。所謂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必然就是讓權貴們先富起來;中國由此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這就是,中共利益集團越是專制就越是腐敗發財,越是腐敗發財就越是擁護專制,中國的政治改革的前景就越是渺茫;當今中國一方面是觸目驚心的腐敗,另一方面是中共專制的進一步強化,這就是今天人們看到的十分明顯的情況。

媒體人何頻說,毛澤東之後的中共強人鄧小平調遣軍隊鎮壓民眾,然後通過腐敗維持政權使權貴利益集團掌控中國經濟命脈,使腐敗與獨裁相互結合,相互促進,使中國進入萬覆不劫的境地,因此,從1949年以來的中國歷史來看,鄧小平對中國的危害要超過毛澤東。

70年曆史轉回原處

歷史照片: 魏京生抵達美國時與伯恩斯坦合影,中為魏京生的妹妹魏姍姍

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如此評論中共一獨裁下的經濟改革導致以坑害中國公眾利益為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

他說:“這也是共產黨思考的一個結果。他們既不想放棄他們的專制政權,但又要發展經濟。怎麼辦呢?他們就想,經濟發展起來了,最好是掌握在他們自己人手裡。他們說的自己人,當然是說他們的子弟最可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實主要就是讓他們自己的子弟先富起來,來掌控市場經濟。他們認為這樣既能發展市場經濟,也能保證他們的獨裁政權掌握在他們自己手裡。

“所謂的一部分先富起來,也就在中共獨裁政權的籠罩之下富起來,這些人必須要依靠這個政權,無論是他們的子弟,還是其他的商人,其實都必須跟官場有緊密的關係。這就變成了國家資本主義。也就是說,越來越沒有法律,沒有規矩,只要跟權力靠攏,你就可以發財;你要是疏遠了權力,我就想法整垮你。”

在中共武裝奪取政權建立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70週年紀念日到來之際,在中共大張旗鼓地宣傳改革開放40年之際,中共政權給富豪吳曉暉判刑18年並沒收和追繳資產850多億元的消息傳來,給魏京生所說的中共的經濟改革“越來越沒有法律,沒有規矩,只要跟權力靠攏,你就可以發財;你要是疏遠了權力,我就想法整垮你” 提供了一個註解,顯示了當今中國的富人跟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的時候一樣可以被中共政權任意宰殺。

與此同時,批評者指出,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如今再度鼓吹新型的公私合營(即所謂的混合所有製改革),也就是動用國家力量變相剝奪民營企業的財產。

北京的外來務工人員手裡提著有限的個人物品被連夜趕出他們在北京通州六環外的住所。(2017年11月23日)

在另外一方面,今天的中國農民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依然是被中共政權鎖定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在需要他們的勞動力的時候,當局可以准許他們到城市裡打工,在當局覺得他們是個麻煩的時候,可以一聲令下將他們在大冬天的黑夜裡驅趕到大街上,驅趕出城市;即使是准許他們在城市打工的時候,也不准許他們享受城市居民應當享受的福利或服務,儘管他們必須一分不少地繳納城市當地的各種稅款。

在城市裡打工的農民工甚至不能自費給自己的子弟辦學校讓自己的子弟接受起碼的教育。中共當局對農民工辦的子弟學校採取封禁和拆毀的措施,使農民工的子弟無法在自己的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地區受教育,即使農民工子弟學校自找教室和教師,即使有志願者當教師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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