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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反賊”的75封信 寒夜裡一絲溫暖的光


“非新聞”創辦人盧昱宇出獄兩個月裡收到75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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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的四年裡,勞改編號19435的盧昱宇只收過一封信和一張明信片。

寫信的人是王荔蕻,在中國維權人士圈內有“大姐”之稱;明信片來自一位匿名的陌生人,上面只有四個字:多曬太陽。

“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能夠收到一封信和一張明信片,我覺得是奇蹟一樣的事,” 8月初,盧昱宇從貴州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

此時,距離他走出高牆還不到兩個月。

1977年,盧昱宇出生在貴州遵義,曾是叛逆青年,喜歡搖滾,夢想組樂隊,大學期間因為打架被退學,之後四處漂泊打工。建築工地、塑料廠、 網絡公司……底層的艱難讓他明白,普通人在這個國家根本沒有機會。

2012年,他和當時的女友李婷玉創辦“非新聞”,收集、核實、發布中國各地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從抗議徵地、工人罷工到業主維權……他們不知疲倦,幾年下來記錄了7萬多起。

2016年6月15日,二人在雲南大理被抓,隔年8月,盧昱宇被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四年徒刑;李婷玉被判刑兩年、緩刑三年。

同年11月,總部設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授予二人“新聞自由獎”。

2020年6月15日,盧昱宇刑滿釋放,一天前是他43歲生日。

出獄後,他想找到當年給他寫寄明信片的人。他把明信片發到網上,獲得很多轉發, 也有更多人提起筆來給他寫信。

“當初給我寫明信片的人也聯繫我,還有很多別的人,因為知道我有抑鬱症嘛,” 盧昱宇話不多,話語間常會停頓。他在獄中絕食、受酷刑、患上抑鬱症,每天只能睡幾個小時。

自從表示願意收信後,一個多月裡,他收到75封信,很多是手寫的,拍成照片私信給他。一字一句地讀過後,他全部發到網上,標籤就叫“曬太陽”。

“盧昱宇:

最初關注“非新聞”是做勞工研究時從網上查找群體性事件數據,謝謝那時的你們,讓真實的信息沒有化作一串串透明的代碼。

謝謝此時的你,如此積極地康復和記錄,沒有屈服,沒有沉默,沒有怒懟……

願早日康復,前方有美麗的自由。”

這封信來自中國勞工問題研究者李翹楚。2月16日凌晨,她被警方從家中帶走。此前幾個小時,她的男友、公開呼籲習近平退位的維權律師許志永在廣州被抓。李翹楚於6月獲釋,目前也在與抑鬱症抗爭。

“你是如此特別,我作為一個在海外的人權工作者,能'幫到'你一點點,讓我覺得很榮幸,讓我覺得我的工作還有點意義。

我有時候想我到底對'中國'還有什麼留意、什麼愛的。我會想到你。我留意、愛、敬佩像你這樣的中國人。希望有一天我們能見面。”

這是在紐約的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

更多的是沒有留下真實姓名的人。他們對他說:

“互聯網有記憶,我們都有”;

“你做的一切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還有許多人在掛念你,感謝你”;

“多謝你的付出。茫茫大海裡微弱的光對其他灰暗的小島也是一種耀眼的光芒”。

這些陌生人安慰他,謝謝他,對他表達敬佩,同時,也寫下自己的沮喪、迷茫、掙扎與無望。

“從2016年開始,我突然'醒過來了',真正明白我所在的國家是什麼樣的,歷史又是如何被篡改的,黑白是如何顛倒的……”

“我們所在的不是正常國家。我能做的只是每天給陳秋實點贊,只是倔強著不想忘了他,我現在連敲鍵盤的勇氣都沒有”;

“我只覺得所在並非人間,是非黑白顛倒,好像一切的討論和批判並不能改變什麼。我對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都感到悲觀”;

“與其說這封信是寫給你的,不如說是寫給我的痛苦和良心……我沒有勇氣和力量做你們做過的事,也沒有逃離開來的資本和膽色,只能想想你們,繼續懦弱地活著”。

有人寫信來要他堅持鍛煉,努力學英語;有人希望他的家鄉不要發洪水;也有人告訴他,下雨了,在屋簷躲雨時,點了一支煙,火光很亮。

“我們一起期待天亮吧,太陽會出來的。”

天真的會亮嗎?

盧昱宇覺得不會了。

“我現在其實很絕望,”他說。“坐牢的時候,我知道再怎麼苦,熬到2020年6月15號我就可以出來。現在到了外面以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

“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也很殘酷,”人權活動家周鋒鎖說。“無論是在小監獄還是在大監獄,中共最希望的就是讓這些異議人士在隔離中感到絕望。這是最大的一種精神折磨。如果能收到這些信是很溫暖的。在一些絕望的時刻,甚至是生死相關的。”

周鋒鎖說,當下,中國公民社會面臨異常殘酷的打壓,活動空間越來越小。對於很多政治犯來說,儘管離開了監獄,但思想的監禁、監視和迫害還在以各種方式進行。

“中國的這種網格式管理是全方位的,它不會讓你有任何空間,”他說。“無論是在虛擬空間,它不會讓你發聲,還是在現實空間,它讓你沒有立錐之地,讓你低頭,甚至有些人會被威脅做線人。”

在老家,盧昱宇沒有朋友,沒有人理解他。身為共產黨員的父親對他說:“不要去做什麼壞事啊。”親戚們也說:“你去做點正經事,找個工作,不要再像以前那樣。”

“反正他們是覺得我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了,”他覺得難過。

“他們總覺得農村的人就應該打工、掙錢,把家裡的房子修一修,然後結婚、生小孩、養小孩,這樣循環,”他說。“我不想活成他們那個樣子。”

7月的一天,他和李婷玉通了電話。他對朝夕相處三年的女友最後的印象,就是她被抓時蒙著黑頭套的樣子。

失去自由的四年裡,盧昱宇從沒懷疑過他們會再見,但離開監獄後,李婷玉沒有聯絡他。他隱隱感到事情不一樣了。

那天在電話裡,李婷玉親口對他說,她已經有了新生活,然後一直哭。

她曾是中山大學翻譯學院英語專業的優秀生,因為參與“非新聞”被迫退學。她告訴盧昱宇,出來後日子過得很苦,上班的地方歧視她,國保也經常找她。她好不容易才走出來,算是有了正常的生活。

他決心不再去打擾她,“她好過就可以了。”

“那天我從電話裡聽出來,她還是相當恐懼的,” 盧昱宇說。“她都沒有用自己的電話打,拿別人的電話打。”

盧昱宇每天也依然生活在恐懼中。他不敢再觸碰“非新聞”,也不知道今後要做些什麼。他只知道他無法閉上眼睛,封住嘴巴,假裝什麼也不知道。“回不去了,”他說。

他斷斷續續地在網上書寫獄中回憶,把這些文字稱作“不正確的記憶”。他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再來找他。

就在他對美國之音說完這番話的幾個小時後,他們來了。

8月4日上午,6、7個警察闖進盧昱宇租下的單身公寓,連人帶手機、電腦一併帶到警局。兩天后,他們又把他叫去,警告他不准再“翻牆”,不准接受采訪。

雖然看不到希望,但是盧昱宇說,一直以來他都是“反賊裡面最幸運的那個”,因為總有很多人關心和鼓勵他。

他在推特上寫道:

“我不是英雄,也不是特意留下來抗爭的那部分人,我做'非新聞'是因為我喜歡,我沒離開是因為我出生在社會最底層,沒機會。我沒有屈服是因為我知道屈服後的代價,我想做一個有尊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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