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美國之音VOA衛視記者、主持人鄭裕文（以下稱鄭裕文）
受訪者：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王如玄（以下稱王如玄）
鄭裕文：王主委，非常感謝您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選舉已經進入最後關頭了，非常忙碌。從11月18號朱立倫主席宣布您作為競選搭檔以來，這一個半月，您怎麼樣評價您的競選表現？
王如玄：其實我是一個活在當下的人。當初做決定，只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信念，覺得可以有機會為我們的弱勢朋友做一點事情，應該努力去嘗試。所以我就跳進來了。我是一個選舉的庶人，雖然我曾經當過4年半的勞委會主委，當過政務官。但是選舉和當政務官其實是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選舉是非常激烈的競爭，有不同的操作手法，我算是見識到了。我覺得我還有很多東西需要進一步地去學習。我覺得在這裡獲得了很多的成長，但是覺得自己還是有許多努力和改善的空間。
鄭裕文：很多人都知道，勞工問題是您的一個強項。講到勞工問題，我們在街頭也採訪了很多台灣民眾。大家很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薪水太低了，台灣勞工是世界級的廉價。到底這個問題是因為台灣勞工的能力不足？還是企業主的問題？還是政策有不足的地方？
王如玄：我覺得台灣政治某種程度上的確也影響到台灣的經濟發展。我覺得台灣的經濟發展某種程度上有一些阻礙，有一些困境。舉個例子來講，比如說加入WTO以後，整個區域性整合，到處都在進行區域性整合。不管是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不管是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這些區域性整合對於台灣是非常重要的。台灣都應該要去加入，沒有辦法鎖國，也沒有辦法被邊緣化。加入這件事，在台灣的政治環境裡，不管是邦交國的關係，不管是兩岸關係，或者台灣內部對於國家的認同，對於兩岸關係的定位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某種程度政治也影響到台灣的經濟。
我覺得對台灣的勞工來講，比較大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因為台灣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一些影響。所以我覺得台灣整體的經濟發展的速度，我覺得太慢。它能夠創造出來的果實，跟人民分享就有一些限制。另外一個原因是，台灣在企業經營主和勞工之間分享果實的概念，其實在這一塊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可以進步和努力的空間。
鄭裕文： 如果當選，您有什麼政策為勞工朋友加強和改善他們的待遇？
王如玄：這一次我與朱立倫搭檔競選。我記得朱主席跟我講過的一段話非常重要：一個國家的永續發展有兩個事情非常重要。一個是拼經濟。台灣必須要走出台灣，必須要進入到國際社會，必須要賺全世界的錢，讓台灣的經濟發展更好。第二個，他就認為是要照顧弱勢。因為經濟發展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人民生活得更好，尤其是要對弱勢的朋友照顧得更好。所以他認為，分配得這一塊也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為什麼朱主席找我來搭檔。因為在拼經濟這一塊，他是專家；而在照顧弱勢這一方面，因為我以前從事婦女運動、兒童保護運動，跟當過勞委會主委，他覺得這一塊我也許可以幫助他把關。
剛提到說，怎麼能幫勞工朋友處理加薪的問題，提高薪資的問題，是勞工朋友最關切的。我們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案：一個是我們希望提高基本工資，4年能夠提高到3萬塊（指月薪3萬新台幣，約合人民幣5,900元）。目前我們的基本工資是2.08萬，提高到3萬等於將近提高1萬，幅度大約有4成。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構想？以前都認為，需要有經濟增長，有賺錢，才能跟勞工朋友分享。我們覺得時代改變了，應該要換一個角度來思考：要先為勞工朋友加薪，然後來帶動產業結構調整。因為勞工朋友加薪可以刺激整個的消費，產生一個正向的循環。這樣的觀點，我記得2014年的時候，美國7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聯名寫信給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美國的國會議長，希望能夠調高美國的基本工資，是兩年差不多能夠調高四成。而且這得到了6百多位經濟學家的支持。可見，這樣的一個論述，是有經濟學理方面的一個支撐。我自己因為當過勞委會主委，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調整基本工資只有一念之間，也就是擁有權力者他覺得要做還是不要做。
第二塊的部分是，不是只有最低工資，因為最低工資只是一個最低基本的要求，還希望能夠更高。所以我們有一個配套。那個配套是提高人力資本的含金量。也就是我們的青年朋友畢業後，他能夠具備企業所需要的質能。而這個也是促進台灣產業升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我們就要在經濟部、教育部和勞動部，要有一個跨部會的整合。因為經濟部在第一線，它非常清楚企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那經濟部就應該把這個諮詢pass（傳遞）給教育部。那教育部在學校課程的設定，在系所設定的時候，就必須符合產業的需求。那同樣的，這個資訊應該給勞動部。勞動部在做職業訓練的時候，就必須訓練出企業所需要的人才。我以前的經驗是，部會和部會之間都有本位主義，各自顧各自的，有時候還有一個競爭的關係。那麼更重要的是一個橫向的整合的關係必須要建立。所以這次國民黨的勞工政見裡提出一個要設一個國家職能學院，希望能夠整合相關的部會。
這兩個方面更上位的是台灣的經濟發展必須要有一個正確的方向，包括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包括用政府的力量來協助我們的產業升級和轉型。這個是更上位，必須要去做到的部分。
鄭裕文：您剛剛也提到，走入國際社會，幫助台灣的企業來賺錢。但很多人也提到“紅色供應鏈”的問題。為什麼會在台灣有這麼多的民眾會擔心這個所謂的“紅色供應鏈”會使台灣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會認為有這個“紅色供應鏈”的威脅？那要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威脅？
王如玄：如果我們長期在國際社會裡面，吸引人家來台灣投資是因為我們所謂的廉價勞工的時候，那我們會非常擔心所謂“紅色供應鏈”的問題。我們的人工的部分，現在不可能再去提供比別人更便宜的人工更世界做競爭。所以為什麼朱主席在談到“三弓四箭”的時候，講到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個就是，上游的關鍵技術的部分，這個部分我們要去加強研發。簡單來講，就是我們不要靠廉價勞力的部分去賺錢，而我們可能是要往研發的方向，上游的部分做移動。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台灣的確有很多的廠商賺得還是廉價的勞力，可是因為台灣的社會已經轉型了，已經不可能提供這樣的廉價勞力，很多的廠商就跑到大陸。大陸因為現在基本工資也調漲了，他們就跑到東南亞其他的國家去。可是事實上從上游到中游到下游這個生產供應鏈，它基本上有一個命運共同體，彼此其實是互相支撐的。對台灣來講，因為台灣沒有廉價的勞力，它到大陸，到東南亞去的時候，我們那個供應商的角色還是必須要抓住。所以我們更供應商的那個位置還是應該繼續保有。這樣你才會抓住這些人，不會因為他們一出走，全部整盤帶走，還是可以供應它某些程度重要的元素，不管是零件也好，還是技術也好，保持一定的鏈接。
台灣在整個生產過程裡面，我們要扮演的位置和角色的確是因為在產業的升級過程裡面可能會失去過去那種看起來貓三道四的那種獲利的穩紮穩打的東西，會有一些陣痛。這就是為什麼政府要在裡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扮演支撐力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鄭裕文：很多人都覺得，台灣人在跟中國大陸之間進行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的時候，忽然覺得其實受害的是台灣，特別是提到馬政府時代與大陸的政策非常密切，很多人有這樣的擔憂。您覺得跟大陸的密切經貿合作，到底會不會對台灣的勞工，對台灣的市場，對台灣的經濟會有影響？
王如玄：目前你會看到大陸已經從世界的工廠變成世界的市場，所以以前我們應對進退的一套邏輯，隨著整個世界情事客觀的改變，不得不做一些調整。
台灣跟大陸之間，我們當然有政治方面的考量，某種程度上必須維持台灣的獨立自主，不能被大陸影響得太大，牽制得太大。但在考量台灣但國家安全的下面，怎麼樣跟它維持一個共榮的關係。不管你利用的是大陸的世界工廠，還是利用的大陸的世界市場，不可能置外，完全鎖國，不去碰，不去處。已經沒有那樣的空間跟可能性了。那如果沒有這種空間跟可能性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你必須要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所謂競爭的關係是，所謂台灣的技術優勢必須自己掌有，台灣的資金必須自己能夠操控。但是你不得不去合作，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你也必須把握。那這也就是合作的部分要去作處理。所以回過頭來談，三個原則：一個是保障國家的安全；第二個，它某種程度上是你的競爭對手，你要自己有自主性；在這樣的兩個前提下，第三個是，你必須要跟它維持一個合作的關係，台灣才有生存的空間。
鄭裕文：好的，我們非常感謝主委。感謝您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祝您一切順利！
王如玄：感謝！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