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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大學教育究竟有何大問題


資料照:上海大學生在一幅宣傳習近平的大標語前照相後將一面中共黨旗收起來。(2017年11月19日)
資料照:上海大學生在一幅宣傳習近平的大標語前照相後將一面中共黨旗收起來。(2017年11月19日)

當今中國的大學跟當今中國的經濟一樣,看上去很龐大,很宏偉,但問題也很大,大到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家庭選擇耗費重金把子女送到國外大學受教育,連高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好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選擇把自家的女兒送到美國深造。中國的大學到底有什麼大問題?在當今中國這是一個禁忌話題。

中國大學淪為暴力執行機關和流氓

在接受眾多中國留學生的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來自中國留學生的學費已經成為這些國家大學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

中國的高等教育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可解的嚴重問題,以至於成千上萬的中國家庭決定要耗費重金予以逃避,讓自家的孩子可以得到它們所認為的合適與合格的教育,這個問題屬於當今中國眾多的禁忌話題之一。

中國頂尖的大學之一清華大學的前教師吳強博士近日以致清華校長公開信的方式打破了禁忌和沉默。

吳強早年在德國著名學府杜伊斯堡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2008年返回中國,不久之後在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第二次重建之際到清華大學擔任講師。吳強自述2015年被清華社科學院停職並一直沒有通知他調離。2020年和2024年再被清華提起房屋訴訟,要求他支付百萬元幾年的住房違約金,而由於清華大學的阻止,他在其中的幾年裡根本就能進入這個住房。

吳強表示,非常不幸的是,清華的這種做法不是個別的,而是制度性的。

他說:「(清華)它把自己當作當成一個純粹的暴力執行機關。我在2021年22年的時候在法庭上看到他們給法庭出示的證據,說是奉教育部的命令對我採取這些措施。它完全沒有一個自主的一個判斷,沒有一個知識分子共同體的應有的擔當。它沒有擔當,我覺得這是最壞的。沒有溝通,沒有擔當,這是清華大學讓我最讓我失望的地方。」

美國之音與清華大學的中共黨委辦公室和校長辦公室進行了接洽聯絡,隨後與該大學新聞中心聯絡以尋求評論或澄清。截至本報道截稿時,清華大學官方對跟吳強的法律紛爭問題沒有做出評論,對吳強被停職校方卻長期對其本人沒有發出調離通知一事也沒有做出評論。

吳強早年在中國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現在居住在美國的周孝正是該大學的退休教授。周孝正說,人民大學這所中國名牌大學如今也是干脆公開耍流氓。他說:

「我在中國大學,在人民大學教了30多年的書。但是在前年,2021年的12月18號,我們人民大學學校辦公室給我打來一電話,說你得到了一個開除處分。他們就這樣把我開除了。我也就問他們,我說你們給我來一個文件,或者說文字的東西吧。但到現在也沒給我。他們把我的基本養老金給停了,所以我現在在美國是1分錢沒有。我在那兒教書,教了30多年的書。」

百年來中國大學發展道路的曲折

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都是中國著名的大學。在過去的四十年裡,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大學教育也大發展。著名大學的經費大增,著名和不著名的大學學費也猛增,許多大學的硬件建築巍峨壯觀。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其中包括大學教師、學生以及對中國大學的管理、教育宗旨和教育質量感到懷疑。

這種懷疑不僅在社會大眾中普遍存在,而且也在統治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最高層普遍存在。許多觀察家指出,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中共最高領導層包括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選擇把自己的獨生女送到美國大學深造,而不是送到中國的大學深造,盡管中共中央黨校或清華大學都會樂意接收他的女兒入學。

吳強以及周孝正分別在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都受到超乎法律的且不見成文的懲罰雖然是個案。但近年來自中國其他大學的許多事例顯示,這是當今中國大學的普遍做法。

批評者說,這種做法其實是展示了中國官方所說的「黨的領導」及其威力,這就是,中共在學校以及在社會任何領域的權威和權力不可置疑,不受制約,不需要跟任何人講理,就像是中國古時傳說的「神龍見首不見尾」,令人處於時時刻刻的恐懼中,有冤也無處說。

吳強說,中國的大學發展到今天這種境地是有跡可循的。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在20世紀上半葉,也就是在民國時代,中國大學一度有很令人很看好的發展,但後來的發展出現令人驚嘆和哀嘆的曲折。他說:

「但是很遺憾的是在1952年以後,大學體制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麼這種根本變化甚至延續到現在。盡管在1980年代1990年代兩個時期也兩度復蘇,給我們留下相當美好的記憶甚至有一些幻覺,覺得我們大學在中國是可以恢復到國民政府時期的那樣一種盛況。我們知道80年代實際上是從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學知識分子是扮演著為當時的政權做婆羅門式的辯護的一種建立合法性的工作。在那些年代,市場經濟也在推升,中國公民社會也在推升,中國知識分子大學的這種自由主義的發展,這個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過去十幾年所發生的最新的變化,實際上是大學被閹割萎縮,而這個閹割萎縮實際上又跟中國公民社會中中國的知識共同體的消亡有直接的關係。」

蔣南翔、習近平與中國高等教育

195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之後,中共當局學習當時的蘇聯老大哥,對大學從制度設置和辦學思想方面實行徹底的改造,把大學定位為為中共政權打造有用工具的培訓機構。

中共控制下的清華大學在中共官員蔣南翔的直接指揮下在中國各大學當中一馬當先,提出所謂的「又紅又專」的教育宗旨,要求教師和學生首先要紅,即必須無條件服從中共的指令,然後要掌握專業知識,但政治服從必須是第一位的。

蔣南翔對中國高等教育的這種影響至今仍在。在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再度強調所謂的「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今天,蔣南翔所開創的中共組織直接嚴控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做法再度為中共津津樂道。

4月21日,中共面向知識分子的中央級報紙《光明日報》發表文章頌揚蔣南翔,頌揚他在所謂的新中國把大學辦成中共黨羽培訓的辦學方針。文章說:「時代進程中,他(蔣南翔)牢牢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始終從黨和國家需要出發培養人才。他堅信『加強黨的領導是辦好社會主義大學的關鍵』,離開了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就像『離開了正確的航線一樣危險』。」

儘管如此,蔣南翔以及他所推行的中國高等教育到了1966年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還是被當時的中共最高當局認為是不夠紅而是很黑,被干脆關門。後來中國大學恢復招生,也就是通過所謂的推薦方式招收所謂的「工農兵學員」,其實就是各地官員利用自己的權力把自家的或親友的孩子送進大學,不用考試。習近平當時就是作為「工農兵學員」的一員被推薦進入清華大學。

1976年,隨著中共領袖毛澤東的死去和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收場,中國的大學恢復通過文化考試招收學生,大學教育在一段時期內出現吳強所說的令人感覺似乎盛況再現的景象。然而,人民大學前教授周孝正表示,可惜好景不長。他說:「我是1988年由北京西城區教育局調到人民大學。當時大學裡有一句話,叫做學術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紀律是黨的紀律,它不是法,那叫黨的紀律。現在完全沒有這個了,就是無法無天,就是隨意的。我6年前從人民大學退休,以後來到美國。因為當時由國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搞了一個『七不准』。我心裡想,普世價值不許你講,依法治國不許你講,公民社會不許講,黨的歷史的錯誤也不准講。它有個『七不准』,在我們學校傳達過,是秘密傳達的。傳達完了之後,我就說,走,大學不能呆了。現在的話就叫『潤』,我於是從中國『潤』到美國,已經有6年了。」

高等教育重災區不僅是人文學科

在當今中國,中共名義上是執政黨,但常常仍像是地下黨。中共不但在對吳強和周孝正這樣的大學教師進行個人處罰時以地下黨的黑箱作業方式行事,而且在對全中國高等學校發出統一指令時也是以秘密方式進行。

周孝正所說的「七不准」又稱「七不講」的指令就是以秘密的、不對社會和大學教師及學生以公開的成文方式發布的。所謂的「七不講」的中共指令是,大學不得對學生講七個話題,即不許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

看似雲山霧罩又非常強硬的「七不講」顯然都是針對人文社科領域的。中共當局的這種秘密指令以及當局在過去的10多年裡不斷強化對大學人文學科教師的打壓使許多人得出一個印象,這就是,如今在中國大學從事人文學科的教學和研究的人特別危險,特別缺乏自由,而理工科、醫科之類的學科的研究者和學生相對有更多的學術自由。

但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清華大學教師吳強指出,上述的印象是錯的,而且從一開始就是完全是錯的。他說,最近美國網絡影視公司奈飛將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改編為電視劇,該電視劇的一開始就是1966年清華大學一位理工科教授被揪斗的場面,而那一場面是依據清華的歷史事實寫出的。吳強說:「最近流行的大家看的奈飛的《三體》,對清華大學這種知識分子的命運展現得最好。大家觸目驚心的是,搞物理的理工科的知識分子,他們也沒有自由;學醫的也沒有自由。在1952年之後,體制裡頭理工科的知識分子一樣要按照當時的黨的意志嚴格地尋找自己的定位。不能提出理論上的創新、理論上的不同的意見。任何理論上不同意見可能都被視為對主流的挑戰,對黨的領導的挑戰。現在其實同樣如此,理工科的教授知識分子忙於各種解決卡脖子工程,忙於各種『自力更生』,也沒有原創性,而原創就涉及到知識分子的本色。」

中國的辦學目的是什麼

中共當局從不諱言它控制的中國大學教育的宗旨或目的就是培養中共的工具,即毛澤東所說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就這一宗旨的推行而言,中共當局認為中國的大學、中國的教育好得很。但中共當局官員,尤其是高官顯然不認為中國的大學教育好。他們為此爭先恐後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大學接受教育,並為自家的子女受到最好的西方大學教育為榮。

這種局面導致成千上萬的中國公眾多年來抱怨說,中共一方面把教育變成國家壟斷行業和產業,變成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使教育成為千百萬家庭的沉重負擔;另一方面中國教育又展示了壟斷行業的通病即質次價高。中共當局明知這種情況,卻繼續維持這種局面,無非是一方面可以繼續通過教育搜刮民眾,同時讓中國民眾子女接受中共所強加的劣質教育;另一方面中共的權貴子女則可以接受西方的優質教育,從而使中共的子女在教育上也可以碾壓民眾子女,使中共權貴的權力可以一代一代傳下去。

對於中國民眾中的這種普遍的抱怨,中共當局從未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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