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發動入侵烏克蘭戰爭之際，中國在進行所謂的防疫人民戰爭。俄羅斯發動的俄烏戰爭和中國正在進行的人民戰爭分別是兩國最高領導人部署和指揮的。在一些觀察家看來，這兩場正在進行的戰爭有明顯的相似性。俄軍在烏克蘭傷亡慘重，中國的防疫人民戰爭也是次生災害嚴重。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許成鋼博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種相似性值得認真分析。
許成鋼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當今俄國與中國都是外行在指揮
金哲問：在一些人看來，這兩場戰爭有明顯的共同性。您怎麼看？
許成鋼答：（它們是有共同性。它們的共同性是什麼呢？）它們的共同性就它們都是由最高領導人自己決策。
雖然幾乎所有的民主國家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都是政治人物，不是軍人，但政治人物如何運作軍隊呢？可以拿美國做例子說明問題。
實際上，美國總統並不能真的去運作軍隊。他只不過是從政治上面要軍事為政治服務，他要在政治上做一個判斷，就是說，這個軍事行動可不可以做？還有，當遇到最重要的、大最大的軍事行動的時候，連總統本人也無權決定，他需要國會授權。這是民主制度下的情況。
實際的軍事操作是怎麼做呢？實際的軍事操作是職業軍人在操作。所以美國有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是參謀總部。職業軍人要準備好許多套軍事上可行的方案拿出來供政治家去選擇。一旦政治家選擇了之後，下面的操作全部都是職業性的了。職業性的操作才避免在軍事行動上犯錯誤。
第一步是政治決策，是避免在政治上犯錯誤。所以，政治家要管政治，要在戰爭問題上不要犯政治錯誤。但一旦進入到實際的軍事行動的時候，軍事得事情就是由軍事的專家、職業軍人來具體操作，以避免軍事上犯錯誤。
而我們看一下普京那邊。普京根本不懂軍事，但這個軍事是他在操作。所以，操作得一塌糊塗。他根本違反軍事常識。哪怕是沒有改革的俄國軍隊也不至於操作成這個樣子。這都是因為他不是職業軍人，是非專業的。
再來說中國的疫情防控。疫情的情況其實跟這也是相似的，因為疫情和防疫是高度專業化的事情。防疫怎麼做？那麼這裡邊有重大的政治上的思考。在不同的製度下，政治上的思考就不同，因為不同的製度下，這個政治上的思考的目的就不同。
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領導人的思考不同
比如說，你在一個民主制度下，民選出來的政治首腦一定要對選民負責。這並不是說他有多麼高的理想或者個人的道德，而是他的位置是選出來的，他要考慮他自己政治的前途和他的黨的政治的前途。他必須要考慮：我做這些事選民會怎麼看？所以，在民主制度下，政客就是一定是反反复復權衡我做的任何事情在整體的選民裡帶來的反應是什麼？他們是同意我還是反對我？
他每天考慮的就是一件事兒。在考慮了選民的反應的這個背景下，他另有一個專門隊伍，就相當於軍隊一樣。另一個專門隊伍給他提供跟防疫相關的意見。但由於防疫永遠不僅僅是防疫，而是一定會影響全社會，一定會影響經濟，影響社會的其他方面。之所以要最後要政治人物來決策，就是因為你要有個平衡，這就是在防疫和全社會之間，防疫和經濟之間要有個平衡。
作為一個民選的總統，就要做出這樣的權衡和平衡——我防疫要防到什麼程度？怎麼樣才能使最多的選民滿意我的工作？
在防疫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國家都不能保證選民總是高興的。選民經常是不高興的，政府靠的是經常有選民不高興才推著它們朝著某個方向走。比如說，這個現在所有的民主國家，所有的發達民主國家已經全部都解封了，已經全部都放開了。
那麼，這是怎麼造成的呢？世界上第一個全面放開的國家是英國。碰巧我自己就在英國，所以眼看著它這怎麼做的。它是怎麼做的呢？它是被逼著做的，就是因為英國的普通人非常不高興任何對他們的限制。
最後，奧米克隆這種毒株來了，專家們提供的數據充分證明當英國的全國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已經註射過3次最好的疫苗、在有了疫苗接種的情況下，我們有充分的數據告訴我們奧米克隆這個病毒染上以後重病率和病死率都遠遠低過於流感，比流感要低10倍還不止。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為什麼還要封閉呢？
集權制度與民主制度彼此迥異
所以，在民間的壓力下，英國政府立刻做了一個決定，這就是，由於奧米克隆的來臨，我們提前解封。也就是說，它越是傳染得快，我越解封。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就是流感，我們面對流感的時候絕對不能讓社會再繼續困擾，而是讓大家隨便染上流感了過兩天就好了。
隨著英國解封，很快其他歐陸國家也解封了。美國的州分別也一個一個都解封了。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在發達的民主國家這個基本上解決了。
但是你如果不是民選的製度，政治計算就不一樣了。在一個集權主義制度下情況就更不一樣了。
什麼是集權主義？集權主義的意思就是把全社會的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一起，把錢，把社會的產權都集中在一起，都集中在一個黨的手裡。而這個黨是嚴格的上下管理的。最後就是集中在最高首長一個人手裡。
在這個制度下，那一個人的權力，也就是最高的權力就變得極為重要。所以，同樣是政治上的考慮，在這個制度下，擁有最高權力的人的政治上的考慮就變得最重要。他的考慮是個人權力。
這就和民主制度下的情況不一樣了。民主制度下，哪怕領導人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個人權力，他也是必須關心選民怎麼樣想的。但極權主義不是這樣。所以，他當他說他的防疫的模式、抗疫的模式是世界最好的時候，那麼他就要證明他的模式是最好的，他就要證明他只能用這個模式。因為他要是放棄了這個模式，就等於自己承認自己不是最好的了。
只有他是最好的，他才認為他的權力才安全。講到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係，政治和其他社會活動的關係，這種事情的發生不是第一次了，因此就不是很讓人吃驚。
今日中國跟昨日中國一脈相承
另外跟這個很像的一次是什麼呢？ （從1958年持續到61年的）大躍進。大躍進的時候，（中共當時的領袖毛澤東要）要證明中國的製度是最好的，中國的製度不僅比資本主義好，而且比蘇聯還好。這個制度是最好的就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由於都在農村，那它就是生產糧食。生產糧食就每個地方競爭。我說我生產糧食多少多少，最後就變成了大家吹牛，吹牛說我生產多少糧食。那你吹完了牛，你就要交出糧食來。那你交出了這麼多的糧食，就把很多很多的地方的農民就餓死了。
在這裡你就可以看到，如果說你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經濟，如果你的目的是為了發展是工業化，是農業現代化，怎麼會餓死人？不會的。他為什麼會在名義上是為了現代化，名義上是為了工業化的時候造成大批人的餓死呢？
原因是，他其實看重的是告訴你：我的模式是最好的，他要堅持他的模式。他在堅持他的模式的時候，因為集權主義的製度是從上到下統治的，他就要各級來競賽呢，向他表示：我們最跟著你走，我們最服從你，我們最執行你要執行的東西。
他們這樣競賽，他們手下管的那些人就倒霉了。那麼，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正在發生的現象。現在發生的這個現象基本上是以另外一種方式重演大躍進時候的人民公社運動，再重演那個東西。
如何解釋封城中的上海人的倒霉
問：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初期的武漢封城期間，儘管那裡也出現各種人道災難，但涉及民眾基本生活的物流相對還有保障，但這次上海封城就不一樣了。華爾街日報先前的報導援引一位上海居民的話說，“（中國現行的）這個制度從根本上是建立在消除物質焦慮的基礎上，所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糧食安全問題獨獨發生在上海。” 您認為上海遭遇的這種倒霉事該如何解釋？
答：這個實際上就是我剛才在講的這個邏輯，我講的這個邏輯什麼意思呢？就是最高領導關心的是他的政績。而最高領導的政績就是過去以來他使用的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世界上最好的，是全世界都要向中國學習的，因此一定還要繼續下去。
為什麼現在上海的抗疫的模式走火入魔到了這個程度呢？一方面是跟各級領導要比賽向最高領導表現我能、我最能實現你想要的東西，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奧米克隆這種病毒，傳染性是過去的新冠病毒的30倍。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剛才我有意地花了時間討論西方民主國家反而是在這個東西來的時候決定全面解封，就是不是說這個東西來了以後很可怕所以我們就要封得更嚴，絕對不是。它們是反過來，是這個東西來了以後，我們反正也封不住了，所以我們靠的是疫苗。靠的是保證最少的人重病，最少的人病死，不影響這個全社會的活動，不影響全社會的經濟。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前面在講，說防疫的事情需要有一個全面的權衡，全社會的防疫的方面，經濟的方面，社會的各方面都要有平衡。即便是防疫的方面也需要由專家對防疫方面的各種評判，所有的這些評判拿出來我們做權衡，最後權衡下來應該怎麼做就應該比較清楚了，而不是由某一個最高領導人自己決定什麼是最好的抗疫模式來決定。
曾經在某一個特定環境下曾經起過也許還不錯的作用的一個模式是不是可以一直搬運下去呢？當然不是。
所以，一定要堅持某一個防疫抗疫的模式，就把整個這個社會逼到死角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