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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耿瀟男被捕看中國:異見人士及其支持者遭中共全面圍剿


被譽為“文化俠女”的耿瀟男(耿瀟男微博圖片)
被譽為“文化俠女”的耿瀟男(耿瀟男微博圖片)
從耿瀟男被捕看中國:異見人士及其支持者遭中共全面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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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一直為遭政治迫害者仗義執言的“文化俠女”耿瀟男最近被中國當局以“非法經營”罪刑拘。隨著政治環境日益惡化,中共當局除了以各種罪名把異見人士打入監牢外,還把打擊的矛頭指向他們的支持者。分析人士指出,他們這麼做的目的是使任何不願做中共體制下的“明白人”徹底噤聲。

要為英雄“獻花、牽馬、擋槍子兒”

中國電影人、私營出版人耿瀟男多年一直為中國的政治異見人士奔走吶喊,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為英雄獻花和歡呼,為英雄牽馬,為英雄擋槍子兒,為英雄收屍”。這位以俠義勇敢著稱的女性,因此遭到中共當局的打壓。

耿瀟男幫助過前改革派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助手、政治局秘書鮑彤、前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前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監复,以及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等人。她還呼籲外界關註今年年初再次被逮捕的中國公民運動的主要人士許志永和丁家喜等人,並且為公民記者陳秋實呼籲求援。陳秋實因隻身前往武漢實地報導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失踪。

原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因為敢言發聲,今年2月一度被當局軟禁。7月6日又被四川警方以“嫖娼罪”帶走。之後,耿瀟男在社交媒體上呼籲、聲援和救助,並在接受多家媒體採訪時敦促中國當局釋放許章潤。

在國際社會強大壓力下,許章潤約一周後獲釋回家。不過8月中旬,許章潤再度被北京國保人員約談。當局禁止他離開北京及出境,禁止接受傳媒訪問,禁止接受任何資助。8月19日,許章潤被清華大學解聘。

“文化俠女”和丈夫雙雙被失踪

幾個星期後,擔任傳奇天輝影視文化(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耿瀟男及丈夫9月9突然失聯。耿瀟男的律師尚寶軍9月10日前往北京海淀警方尋人,最終在海淀清河分局得到警察口頭確認,稱耿瀟男夫婦兩人都因涉嫌“非法經營罪”被刑事拘留,關押在海淀看守所。

近期因批評習近平和中共而遭到開除黨籍和取消退休待遇的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在推特上透露,“北京當局以經濟問題為名,調查她們夫婦的出版公司,封了她先生與公司賬號,抓走公司的幾名職員。耿瀟男女士夫婦被失聯,已遭當局毒手”。

耿瀟男的好友許章潤最近也站出來為耿瀟男吶喊。他在社媒上呼籲說:“多年來,瀟男女士仗義執言,為公義而呼喚,為遭受政治迫害者而吶喊,此番因此而罹害,輪到我們一起為她吶喊的時候了。”

耿瀟男的多名好友懷疑,她和先生遭警方帶走與早前她公開為包括許章潤在內的多名公共知識分子和異見人士發聲呼籲有關。對此,許章潤表示,“任何公民,只因信守良知,為公義發聲,便會隨時可能遭受橫逆,失去人身自由”。蔡霞則表示,習近平的高壓統治,大肆抓捕迫害政治異見人士,已經到了“末日瘋狂”的地步。

異見人士相繼遭到整肅

耿瀟男的律師尚寶軍在多次被拒之後,終於在9月30日首次會見了關押在看守所中的耿瀟男,並向她轉達了她家人、國內外朋友的問候,以及外媒和美國國務院、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員的關注。

尚寶軍錶示,十一長假期後的一個多星期是關鍵的節點,因為當局會在刑事拘留37天內決定是否正式逮捕耿瀟男。她的案件繼續受到外界關注。

與此同時,有“任大砲“之稱的前國企華遠集團董事長、中共紅二代任志強,在耿瀟男被拘押兩天后的9月11日,被北京一家法院以多個罪名重判18年,並處罰金420萬元。

69歲的任志強被重判的實際原因是今年2月網上流傳署名任志強的文章《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制的重病共同傷害》。該文批習近平是“一位渴望權力的小丑”,“那里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文章指習近平“絲毫也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和誰不讓我當皇帝,就讓你滅亡的決心”。

之後,任志強很快被失踪。4月7日,中共當局稱他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送審查和調查。7月23日,當局開除他的黨籍,並移送審查起訴。

分析人士指出,許章潤、任志強、耿瀟男等有影響力人物相繼被整肅,是因為他/她們沒有做中共所說的“政治上的明白人”,顯示出當局有“槍打出頭鳥”和“殺一儆百”的意圖。

異見人士的支持者被全面圍剿

設在美國的人權網站“中國數字時代“的副編輯韋德(Samuel Wade)近日發表長文表示,儘管耿瀟男沒有許章潤、任志強和蔡霞等人那樣知名,但是她被拘捕的案件顯示,中國不僅在針對批評者,也在大力整肅他們的支持者,令他們孤立無援,以切斷他們獲取經濟和法律救助,以及外界和國際的關注的途徑。

中國人權活躍人士、歐盟薩哈羅夫人權獎獲得者胡佳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對公民社會展開全面圍剿,連沒有站在第一線的同情者、幫助者都不放過,決意斬斷所有發揮不同作用的反對聲音。

他說:“耿瀟男她是一個起橋樑作用的人,她很執著地在她的同輩、我們的先輩之間穿針引線,做一些溝通、協調、合作的這樣一種作用。有時候她也會整理一些比如說那些前輩們的真知灼見吶,這些她去給分享出來。黨國現在就把她這樣的人,聯繫的人,作為一個他們在打壓的過程中,比如說她可以去幫助聯繫記者,或有時候幫助聯繫律師,或她有時候替家屬發聲,就是這種角色的人,也要嚴格地圍剿和禁絕。”

胡佳表示,中共對有影響力的耿瀟男下手,就是要達到孤立異見人士、打壓其支持者的肅殺效應。

他說:“耿瀟男就是下場,它想讓你感受就是,耿瀟男夫婦兩個人就是'前車之鑑'。因為,畢竟在這個社會你要生活,你要從事一定的職業,如果這個職業涉及到出版、獨立的經營的話,那想找你的罪名的話,完全可以不用政治罪名,就直接用一些經營性的罪名足夠了。或者說最簡單的'尋釁滋事'都能給你羅織出來。在這個國家,哪怕你是最守法的公民,那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個奉行了幾千年的專制統治的利器,它可以保證總有一款罪名可以適合你,為你量身定制。今年就把她作為一個處置的類別吧,因為像耿瀟男這樣的人還有。”

一個逃亡律師的親身經歷

另外,即使是幫助異見人士打官司的律師也同樣受到中共的迫害。

陳建剛律師的經歷便是中國人權狀況的真實寫照。近年來,他代理了多起政治敏感案件,其中包括2015年的709大抓捕案的湖南律師謝陽以及前中共政法委書記、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兒媳黃婉的案件。

陳建剛2017年1月曝光謝陽被警方酷刑的情況,引發當局震怒,在未經謝陽及家人同意下,陳建剛被強行中止辯護資格,遭多次約談、恐嚇,執業也被暫停半年。

2017年5月,陳建剛一家和維權人士張寶成夫婦在雲南旅遊時,被警察持槍抓捕。據陳建剛向美國之音講述,警察居然拿著槍對著他6歲和2歲兩個兒子的腦袋威嚇。

據陳建剛本人介紹,2019年7月,北京司法局為阻止他代理美籍華人黃婉的案件,在威逼利誘失敗後,赤裸裸地威脅要“失踪”他。

陳建剛表示,國保、警察這些年監控他,常常威脅他要考慮家人的安全問題。因此,為了家人不再做當局的人質遭受恐懼,他們一家人2019年年中歷經艱險逃離中國,輾轉東南亞幾個國家,最後在美國人權組織幫助下安全抵達美國。

中共威脅“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不久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文件除了把民營經濟人士稱作是“我們自己人”外,還要求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統戰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導他們“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其實早在2015年6月30日,習近平在會見全國優秀縣委書記時就已經提出,“要做政治的明白人,對黨絕對忠誠,始終同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 。

有分析表示,一個所謂的“明白人“在關鍵時刻得“裝糊塗”、更要“裝聾拼瞎”,要“明白利害”。言外之意是,如果你不“明白”,就要對你下手。

加州州立大學教授、中國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也對美國之音表示,這種做“明白人”的措辭在中共歷史上從土改到改革開放都是罕見的,是一種黑幫式的說法,是警告外界你不“明白”,就對你下手。

一直處於中共監控下的胡佳表示,一方面中共的鐵腕整肅已經起到了一些肅殺效應,尤其是對一些年輕一代的反對者。另一方面,許多人為了保護自己,暫時轉為低調,一些以往的朋友聚會也停止了,一些老一輩也關照年輕一些的要保護好鐵蹄下的自己。

他說:“有沒有寒蟬效應,有。今年我覺得當局對言論的壓制,對於他們統治的各個層面的加強,共產黨經常說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充分感覺到了。第一呢,老輩人也說,現在呢你們要多多地保護好自己,當局抓你們去迫害你們是太容易的了。那帶來的痛苦呢,包括你父母一輩將會是整個家庭去承受的。另一方面呢,的的確確有恐懼感的作用。人是血肉之軀,你知道被當局套上黑頭套是什麼樣的滋味,找你'喝茶'、'查水錶',或者說直接把你拘留了,更重的話刑事拘留,它給你比如說監視居住半年,哪怕是幾個月,哪怕就是刑事拘留37天給你放出來,都能夠讓你感覺到從精神到肉體脫一層皮。即使有些人沒有經歷過,他也會在他的這些夥伴中感受到這樣存在的痛苦。”

重回文革的白色恐怖中

維權律師陳建剛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與外部關係,尤其是與美國關係惡化的壓力越大,對內整肅和打壓的力度越強,已經到了對每一條信息、每個人進行嚴密監控的狀態,任何希望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隨時可能被消除掉。

他說:“中共,尤其是習近平在國內就是要加大對不同聲音的管控程度。因為外部有壓力了,內部就要收緊,就要對敢說話的這些人、沖在前面的人大力整肅。現在已經到了風聲鶴唳的狀態。不僅僅是訪民、維權律師、有信仰者,連背後的聲援者,背後喊好的,哪怕是請吃一頓飯,給一點資助的這些人,也要大力地整肅。已經從第一線的管控鎮壓,繼續往前推進,到了像耿瀟男這種平常自己沒有做多少讓中共看得很出格的事情。”

胡佳向記者透露,他知道一些年輕人面對中共的高壓恐怖,身不由己地感到驚恐和抑鬱,需要服藥控制。

陳建剛也表示,國內的政治環境對於任何想追求自由的人來說已經到了高度恐怖的狀態。

他說:“我在國內的朋友們,尤其是一些刑辯律師,就這種感覺是非常強烈的。2015年之前,律師還可以為刑事案件辯護,還可以能見到自己的當事人,甚至還可以拍了照片。現在刑事案件當中,我們這些人權律師基本上被剝奪出工作的權利。被抓捕的政治犯已經失去了自己聘請律師的權利。所以這一切都已經回到文革的狀態,你有罪無罪共產黨說了算。還可以做到電視遊街、央視認罪。酷刑折磨和家屬作為人質,這些方法沒有人不屈服。”

陳建剛表示,除非在這種高度封閉、恐怖的環境當中生活的人,才能理解這其中的壓力和絕望。他認為,中國現在又重新回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那種狀態,鐵幕現在已經落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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