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上海楊高路，曾經的外高橋保稅區2號門，已換上“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字樣。中國自貿區試驗正式起步。上海自貿區被認為是習近平李克強政府將中國經濟改革帶入“第二季”的一個樣板。
除了成立上海自貿區之外，11月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有望宣布一攬子重要經濟改革方案。其實，習李政府大規模經濟改革的一些措施都已經開始，例如，改革行政審批制度以及取消了貸款利率的下限等。
同時，習近平和李克強還任命了許多改革派擔任領導職務，包括中國周小川（中央央行行長）、樓繼偉（財政部長）以及劉鶴（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等。
與經濟上的進一步放開形成對照的是，習近平在政治上的進一步“左傾”。他經常採用毛澤東的話語體系，而且還從毛澤東思想上汲取靈感，發動了諸如“整風”，“走群眾路線”等運動。最新的行動，包括他最近在河北省督導“批評與自我批評”。除此之外，習近平還進一步打壓中國社會的言論自由等。
習近平這種政治上保守和經濟上放開的做法，其實他的前幾任一直在實踐。這種做法甚至被稱為“中國模式”，與美國所代表的“華盛頓模式”形成對照。 （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是他同時也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運動的鎮壓者。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將中國的資本家納入了共產黨陣營，但是，他大肆鎮壓“法輪功”學員。胡錦濤打出了“民粹主義”的旗幟，強調“和諧”社會，減少經濟不平等，但是，同時他同時加強了對網絡的控制。他的“維穩”舉措，特別是在中國新疆和西藏地區的行動令人側目。）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薄智躍
“實際上, 從70年代末到2012年十八大這應該說基本上走的就是這麼一個過程(政治上保守，經濟上開發的過程)。 無論是個人權威，領導人的個人權威，還是黨的權威本身不容遭到挑戰，這是從根本上來講讓黨能夠拿出更大的力氣來，集中力量來做好一件事，把中國的經濟搞上去。”
他說，但是，中國現在面臨的是政治、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階段。針對中國應該向何處去的問題，政府應該廣開言路，讓輿論環境應該更加寬鬆。
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政治上的保守和經濟上的放開是不能共存的。
“中國與世界經濟融合的程度，與世界政治和安全結構的融合程度，雖然還不是很完全，但是與以前，三十年前是不一樣了。這種融合的程度，以及中國經濟的複雜性，包括中國經濟產出對市場的依賴性，以及民眾中有關人民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安全食品、安全產品財產安全等的權利的要求，這當然與其他國家的稍有不同，至少在中國中產階級中間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得到這樣的權利。這是最起碼的環境，順便說一句，環境也包括乾淨的空氣和飲用水。我想這所有的一切都要求有一種更強大的法制體系，不是說，沒有這樣一個制度你無法滿足民眾上述的種種要求，但是至少是不足的。 ”
布魯金斯學會的另外一名中國學者李成說，習近平政府推動經濟的進一步改革，同時在政治上打好腐敗這一場仗，也許是目前最理智的做法，但是這並不是結果。
“但是，這並不是結果，並不表示中國共產黨就可以倖存下來。不是這樣，很快你必須在這經濟改革的基礎上來更多地通過法制建設讓中國的各個利益群體能夠在政治制度的框架上有所發展，所以社會可以維持長治久安。這個機會不會很多，這就是我說的窗戶越來越緊縮了。”
不過，他很樂觀地說， 習近平和李克強有可能在採用經濟上的改革來“倒逼”政治上的改革。
“社會群體在促進著中國經濟和政策的變化，這就叫倒逼，包括總理李克強就講過這種話，什麼叫倒逼，也就是通過經濟的改革來倒逼中國政治的改革，通過金融的開放來倒逼國有企業的改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的思路是對的。”
中國總理李克強曾經表示用上海自貿區的改革來“倒逼”中國經濟的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改革。
李成說，作為中共建政後出生的第一位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固然有“紅二代”護身，固然推崇毛澤東，但是他和同齡人成年後，也接受了中國大陸最開放的最活躍的人文主義以及西方的影響，他們在政治經濟以及國際關係方面都有很大的可塑性，習近平稱為中國大陸的蔣經國也不是沒有可能。
“現在還為時過早就說習近平受到鄧小平或是毛澤東的影響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這樣一個問題， 他會不會成為中國大陸的蔣經國。（蔣經國）也是一個太子黨，也是被認為是保守的，但是突然之間開了黨禁和報禁，當然這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開的要以實際的成熟和壓力的存在來決定方向。”
無獨有偶，習近平最近在印度尼西亞演講時引用了中華民國前總統蔣經國的座右銘。習近平說，中國與東盟要“堅持合作雙贏，“計利當計天下利”。“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是蔣經國的座右銘。這不禁讓外界產生聯想。
習近平曾被外界拿來與蔣經國比較，指兩人的經歷、地位、政治承擔和機遇等相似。
除了成立上海自貿區之外，11月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有望宣布一攬子重要經濟改革方案。其實，習李政府大規模經濟改革的一些措施都已經開始，例如，改革行政審批制度以及取消了貸款利率的下限等。
同時，習近平和李克強還任命了許多改革派擔任領導職務，包括中國周小川（中央央行行長）、樓繼偉（財政部長）以及劉鶴（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等。
與經濟上的進一步放開形成對照的是，習近平在政治上的進一步“左傾”。他經常採用毛澤東的話語體系，而且還從毛澤東思想上汲取靈感，發動了諸如“整風”，“走群眾路線”等運動。最新的行動，包括他最近在河北省督導“批評與自我批評”。除此之外，習近平還進一步打壓中國社會的言論自由等。
習近平這種政治上保守和經濟上放開的做法，其實他的前幾任一直在實踐。這種做法甚至被稱為“中國模式”，與美國所代表的“華盛頓模式”形成對照。 （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是他同時也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運動的鎮壓者。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將中國的資本家納入了共產黨陣營，但是，他大肆鎮壓“法輪功”學員。胡錦濤打出了“民粹主義”的旗幟，強調“和諧”社會，減少經濟不平等，但是，同時他同時加強了對網絡的控制。他的“維穩”舉措，特別是在中國新疆和西藏地區的行動令人側目。）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薄智躍
“實際上, 從70年代末到2012年十八大這應該說基本上走的就是這麼一個過程(政治上保守，經濟上開發的過程)。 無論是個人權威，領導人的個人權威，還是黨的權威本身不容遭到挑戰，這是從根本上來講讓黨能夠拿出更大的力氣來，集中力量來做好一件事，把中國的經濟搞上去。”
他說，但是，中國現在面臨的是政治、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階段。針對中國應該向何處去的問題，政府應該廣開言路，讓輿論環境應該更加寬鬆。
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政治上的保守和經濟上的放開是不能共存的。
“中國與世界經濟融合的程度，與世界政治和安全結構的融合程度，雖然還不是很完全，但是與以前，三十年前是不一樣了。這種融合的程度，以及中國經濟的複雜性，包括中國經濟產出對市場的依賴性，以及民眾中有關人民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安全食品、安全產品財產安全等的權利的要求，這當然與其他國家的稍有不同，至少在中國中產階級中間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得到這樣的權利。這是最起碼的環境，順便說一句，環境也包括乾淨的空氣和飲用水。我想這所有的一切都要求有一種更強大的法制體系，不是說，沒有這樣一個制度你無法滿足民眾上述的種種要求，但是至少是不足的。 ”
布魯金斯學會的另外一名中國學者李成說，習近平政府推動經濟的進一步改革，同時在政治上打好腐敗這一場仗，也許是目前最理智的做法，但是這並不是結果。
“但是，這並不是結果，並不表示中國共產黨就可以倖存下來。不是這樣，很快你必須在這經濟改革的基礎上來更多地通過法制建設讓中國的各個利益群體能夠在政治制度的框架上有所發展，所以社會可以維持長治久安。這個機會不會很多，這就是我說的窗戶越來越緊縮了。”
不過，他很樂觀地說， 習近平和李克強有可能在採用經濟上的改革來“倒逼”政治上的改革。
“社會群體在促進著中國經濟和政策的變化，這就叫倒逼，包括總理李克強就講過這種話，什麼叫倒逼，也就是通過經濟的改革來倒逼中國政治的改革，通過金融的開放來倒逼國有企業的改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的思路是對的。”
中國總理李克強曾經表示用上海自貿區的改革來“倒逼”中國經濟的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改革。
李成說，作為中共建政後出生的第一位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固然有“紅二代”護身，固然推崇毛澤東，但是他和同齡人成年後，也接受了中國大陸最開放的最活躍的人文主義以及西方的影響，他們在政治經濟以及國際關係方面都有很大的可塑性，習近平稱為中國大陸的蔣經國也不是沒有可能。
“現在還為時過早就說習近平受到鄧小平或是毛澤東的影響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這樣一個問題， 他會不會成為中國大陸的蔣經國。（蔣經國）也是一個太子黨，也是被認為是保守的，但是突然之間開了黨禁和報禁，當然這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開的要以實際的成熟和壓力的存在來決定方向。”
無獨有偶，習近平最近在印度尼西亞演講時引用了中華民國前總統蔣經國的座右銘。習近平說，中國與東盟要“堅持合作雙贏，“計利當計天下利”。“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是蔣經國的座右銘。這不禁讓外界產生聯想。
習近平曾被外界拿來與蔣經國比較，指兩人的經歷、地位、政治承擔和機遇等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