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於西班牙的人權組織保護衛士披露中國當局在歐洲國家設立警察站後，荷蘭宣佈中國設立的警察站非法，要求中國關閉警察站。歐洲多國開始對中國警察站啟動調查，意大利警方也對中國警察站進行了調查，不過意大利政府對於中國警察站的存在沒有發表更多評論，已有國會議員向政府提出質詢。
保護衛士披露了四處中國在意大利設立的警察站，分別位於羅馬、米蘭、佛羅倫薩和普拉托。上述四座城市有大批華人聚居，旅居意大利的華人籍貫多為浙江和福建，浙江和福建警方在歐洲設立的警察站一般在“同鄉會”等僑團組織下運作，名稱多為“警務服務站”、“警僑服務站”、“海外110”等。
位於意大利中部普拉托的旅意福建華僑華人同鄉總會引起了意大利媒體的注意，中國官方信息和保護衛士的調查顯示，福州市公安局“海外110”的聯絡處就設在此處。旅意福建華僑華人同鄉總會會長劉炳資表示，由於開設辦公室所引起的雜音，他將關閉該辦公室。
從此類機構的名稱來看，不難讓人聯想到這類機構的警察站性質。中國當局否認此類機構屬於警察站，宣稱設立此類機構的目的是幫助海外的中國公民辦理駕照等證件。中國官媒報導說，疫情期間海外中國公民不便回國，浙江和福建的公安機關通過所在國的僑團組織設立警務服務站，以遠程視頻方式為中國公民辦理駕照、身份證更新換證服務。
意大利政界的質詢
意大利參議院中，右翼的聯盟黨議員馬拉·比佐托（Mara Bizzotto）已向內政部長馬泰奧·皮安特多西（Matteo Piantedosi）發出質詢，要求對方說明位於普拉托的旅意福建華僑華人同鄉總會、由福州市公安局設立的一處警察站是否打著文化協會的旗號從事情報活動。馬拉·比佐托認為，這一行為損害意大利的主權，海外警察站背後隱藏的機制可能監視並控制意大利的領土。馬拉·比佐托敦促意大利政府進行核查，並要求中國大使館做出解釋，她呼籲歐盟採取共同行動，保護歐盟以及意大利範圍內的自由和安全。
意大利力量黨的眾議院議員愛莉卡·馬澤蒂（Erica Mazzetti）同樣給內政部長馬泰奧·皮安特多西（Matteo Piantedosi）寫信，要求提供有關在羅馬、米蘭、佛羅倫薩和普拉托的中國警察站信息。愛莉卡·馬澤蒂與Rete 4頻道記者進入了旅意福建華僑華人同鄉總會查看，她表示需要找到該組織背後的組織者、財務來源以及同中國政府的關係。
意大利記者馬可·萊斯賓蒂（Marco Respinti）與在意大利的中國異議人士、少數民族及宗教團體有過接觸，馬可·萊斯賓蒂認為，在意大利的中國警察站讓異議人士擔憂，一部分在意大利合法工作，但是因為有家人在中國生活，因此這一話題對他們來說非常敏感；另一部分由於遭到迫害逃離中國的人士沒有身份，實際上屬於非法移民，加上語言不通，這一群體的人更加害怕表達。
意大利研究華人華僑的學者、羅馬第一大學漢語副教授高龍亶（Daniele Brigadoi Cologna）介紹說，儘管大部分中國移民不住在普拉托，但中國移民在普拉托的集中程度最高，這就是為什麼意大利媒體關注普拉托的原因。意大利的中國移民多來自浙江，而福建移民聚集在普拉托，這是普拉托移民群體的一大特點。
高龍亶表示，中國團體設立這類辦公室的目的就是幫助中國公民辦理證件，接下來幾個月的調查也會顯示這一點，這種所謂的警察站是在現有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的，不能將其理解為中國的警察站甚至間諜組織。高龍亶表示，疫情期間很多中國人難以回國，此類機構可以幫助海外中國人處理戶口更新等事項。高龍亶說：“這些所謂的警察站已經在意大利成立並且運轉，他們與現有的機構相關聯，比如‘華助服務中心’，這些服務中心幫助人們處理官僚機構的流程。”
高龍亶表示，華人“同鄉會”這樣的組織早已存在，他們的經費主要來自會費，這些協會的工作人員屬於志願者。然而這並不意味不需要擔心，實際上需要擔心的是，中國當局可以利用技術手段例如微信，取得海外華人的地理位置等信息，通過數據描繪出中國公民在海外的行為模式。
高龍亶指出，這些操作能夠加強中國黨國體制對海外社區的控制，實際上每一個海外公民與中國政府之間存在信息流，這意味著他們會被納入到和中國大陸相同的社會控制體系之中。然而，世界上其他國家也在做類似的事情，在侵犯隱私和社會控制方面中國不是唯一的國家。
保護衛士研究員陳靖捷表示，歐洲國家對於中國警察跨境執法沒有清晰的概念，只有荷蘭和愛爾蘭明確下令關閉中國警察站，而英國、加拿大和美國一直在關注中國的跨境行動。陳靖捷說：“歐洲許多國家跟中國簽署了刑事互助或引渡的協議，所以他們可能開始覺得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直到報告出來還有媒體追蹤之後，才覺得這個事情牽涉到國家內政，還有人權侵害的問題，才有比較多實際上的作為。”
意大利與中國簽訂了警務合作協議，自2016年以來，中國已派出數批警察前往意大利，在意大利各大旅遊城市與意大利警察開展聯合巡邏，這一合作項目在新冠疫情爆發後暫停。馬可·萊斯賓蒂也注意到新冠疫情爆發前，當時有中國警察身穿中國警服在羅馬巡邏，他表示從法律層面來講，根據合作協議的規定，中國警察在意大利巡邏並不違反意大利法律，然而也應該注意到，中國存在對人權的系統性侵害，有一些中國的難民生活在意大利。馬可·萊斯賓蒂表示，意大利當局同中國當局簽訂的協議有待商榷，意大利當局往往沒有注意到中國當局意識形態方面的考量。
中共的海外影響力
Rete 4頻道報導顯示，位於普拉托的旅意福建華僑華人同鄉總會內設有連接攝像頭的大屏幕，會議室桌面上每個座位前都擺放著一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該機構的一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他不說意大利語，現在需要關門為由婉拒採訪。
中國官媒的公開報導顯示，海外親共僑團與中國當局存在密切聯繫並接受中共統戰部和中國使領館的領導，通知頻繁組織政治學習活動，包括學習習近平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2019年香港抗議期間，歐洲親共僑領集體到香港參加撐警活動並訪問香港警察總部。佩洛西訪問台灣後，各大親共僑團均在第一時間附和中國官方發表聲明“譴責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
旅意福建華僑華人同鄉總會除了協助中國使領館和福建省政府開展僑務工作以外，也組織了相當多的政治宣傳活動，如組織會員觀看中共二十大直播、集中發放《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組織放映《我和我的祖國》等。
高龍亶表示，中國僑團組織受到中國政府影響並不是新鮮事，比如最早的米蘭華僑華人工商會成立於二戰後，他們與中國使領館有特殊的關係，同時也協助僑鄉政府的一些工作，同時也與中國的僑辦有聯繫。在2018年以前，僑辦屬於中國國務院，之後劃歸給了掌控意識形態的中共統戰部，因此現在中國當局在意識形態方面對僑團組織有了更大的影響力，高龍亶指出“中共在意識形態控制的有效性流於表面，他們完全不在乎政治，他們只在乎錢，黨叫他們說什麼他們就說什麼”。
曾經因言獲罪流亡意大利的中國異議人士陳越（化名）已獲得意大利的政治庇護，陳越表示很多異議人士到了海外仍然擔心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中共僑團組織起到了監視異議人士的作用。陳越注意到，很多僑團組織擺著習近平的書籍、學習二十大精神，實際上就是中共外圍組織。
陳越以美國親共僑團為例介紹說，一些僑團實際上替中國當局監視當地華人華僑的動向，僑團首領表面上開飯店，實際身價遠遠不是開飯店收益所能帶來的，陳越表示：“這些僑團具有間諜組織和特務組織的特徵，屬於代理人。很多僑團實際上在使領館指揮下行動，並且在資金方面也得到支持。比如最近紐約法拉盛抓了一個山東華僑叫安全忠，巨額保釋金都不能保釋出來，說明犯的罪行很嚴重，他做出了遠遠超出僑團首領的行為，肯定是嚴重侵害了美國的利益。”
陳越表示，習近平執政10年以來控制越來越嚴，很多人出國10多年不敢回國，仍然生活在恐懼中。在意大利也有一批來自新疆的維吾爾人，害怕回國被抓進勞改營牽連家人，有家難回。
陳靖捷指出，早在2018年，疫情還沒有爆發的時候，青田和福州的警方就已經成立了“警務站”、“海外110”機構。辦理證件這樣的服務，應該由領事館提供，交給非政府的志願者辦理這些業務就很奇怪。有的警務服務站在外面掛了牌子，有些則是在餐館或者商店裡面，“掛羊頭賣狗肉”。陳靖捷說：“你不知道這個地址到底是不是真實的地址，那就是最奇怪的。你如果想要光明正大的去服務海外僑民，你就應該有一個機構嘛，正大光明地去辦這些業務嘛，何必這樣躲躲藏藏？”
馬可·萊斯賓蒂認為，意大利缺乏檢查機制來保護意大利的主權，意大利的官員也不懂中文。馬可·萊斯賓蒂認為，大使館可以處理身份證件，意大利的懂中文的官員可以同中國大使館合作。馬可·萊斯賓蒂表示，中國與歐洲國家不同之處在於中國是一個集權國家，身份證件是追蹤公民的重要方式：“假設他們確實要處理證件和官僚機構的流程，我們知道官僚機構和身份證件是控制和鎮壓人民的重要工具，這有助於識別人，知道一個人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
普拉托市前議員阿爾多·米羅內（Aldo Milone）表示，看過報導後他更加確信傾向中國政府的間諜活動，正如習近平在書中寫的那樣，這是一種與母國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意大利在海外移民一樣，然而在普拉托中國移民被懷疑從事有利於中國政府的經濟和產業間諜活動。
高龍亶表示，僑團組織的人認為只要和體制保持良好關係，就能確保他們的安全，他們更關心在意大利發生的事情，更關心他們的投資，在中國的房產等等。高龍亶認為，不能認為他們是中國間諜，至於華人第二代對於中國更加缺乏了解。
高龍亶表示，中國一些僑鄉，如福州、青田的行政當局設立這類機構主要是提供服務，不是為了在海外開展警察執法活動，至少不是在意大利。高龍亶介紹說，在中國被控欺詐、偷逃稅務、資本外逃罪名的人一般逃往英語系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加拿大，他們不來意大利。所謂的“狐貍”不來意大利。但是中國的地方當局沒有考慮到這樣做的後果，引發了媒體和NGO的批評。意大利媒體將這類警察站說成是搜集情報的間諜組織，這是完全錯誤的。
華人移民的艱難融入
高龍亶指出，在意大利的中國移民較為特殊，上世紀90年代進入意大利的移民多講浙江話和福建話，他們並不講普通話。近10年來，意大利流入的中國移民群體數量開始下降，絕大部分移入的群體是留學生。高龍亶認為，中國移民融入意大利社會的進程並不順利，只有大約1.5萬人加入意大利國籍，大部分仍然保留中國國籍，在政界工作的華裔不超過5人，從事高階職業如教授、醫生、律師、科學家的華人數量極少。
高龍亶認為，加入意大利國籍的程序繁瑣，阻礙了華人移民歸化意大利國籍，甚至第二代移民也認為他們被排斥，意大利不需要他們。另一方面，中國當局的宣傳強化了這種觀念：你有中國人的面孔，流著中國人的血，即使改變國籍，你也是我們中的一員。
普拉托的華人議員王小波（Marco Wong）接受意大利媒體《國家》（La Nazione）採訪時聲稱，普拉托不存在中國異議人士，中國異議人士不選擇意大利，因為他們去英美可以從一些政治組織那裡獲得經濟方面的支持。王小波認為，該機構不是警察站，只是通過視頻協助中國公民遠程辦理證件的地方，裡面的工作人員也是志願者。
居住在意大利北方的中國異議人士陳越指出，異議人士到海外需要自力更生，靠打工養家糊口，王小波所謂異議人士可以從英美國家的政治組織獲得資金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陳越在中國曾經有體面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如今在餐廳打工，業餘時間還報讀了意大利語培訓班。
陳越說：“我覺得不排除個別人能拿到錢，但是總體來說，肯定是靠自己勤奮勞動來掙錢。這是對異議人士的污蔑，異議人士肯定也不是為了錢做這些事情。如果為了錢，可以在中國老老實實做生意嘛。”
陳越表示，意大利的中國異議人士確實非常少，由於習近平對社會空間的擠壓，越來越多的人出逃海外，很多沒法拿到美國簽證的人也會選擇拿申根簽證。泰國、越南發生過綁架異議人士的事件，歐盟國家有更好的安全保障。
實際上，在保護衛士披露中國警察站信息之前，意大利當局針對中國警務站的調查已經開始。意大利國家警察一般調查和特別行動隊（DIGOS）對普拉托的中國警察站進行了數月的調查，調查報告已經提交給檢察官。意大利警方仍將對中國警務站保持關注。
意大利警方調查顯示，旅意福建華僑華人同鄉總會內運營的警察站由民間人士管理，通過遠程辦公，提供駕照、護照等證件更新方面的行政服務。警方報告也指出，該協會的一些成員有前科，警察過去在調查中國黑社會組織時曾經逮捕過一名成員。意大利警方於2011年發起了代號為“中國卡車”的調查行動，近年來，意大利的華人幫派之間多次發生過激烈火拼，造成若干人員傷亡。
浙江省青田縣是中國著名僑鄉，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全縣戶籍人口約55.6萬，華僑佔約33萬。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青田華僑最多。中國公安部機關報《人民公安報》在2019年的一篇報導顯示，青田縣公安局致力於打造海外版“楓橋經驗”，並聘請青田籍僑領實施網格化管理。報導中提到：“青田縣公安局已聘請135位青田籍僑領、僑團會長為中心主任、副主任、聯絡員，並組建了1000餘人的海外網格服務信息員隊伍。”
該報導中明確提到了青田縣公安局設立的海外服務中心在“僑情民意收集、政策信息推送”方面的作用，以及其在全球緝捕“獵狐行動”中的作用。報導說，“2018年以來，他們成功偵破涉僑刑事案件6起，通過‘警僑聯辦’協助抓獲在冊紅通人員1名、規勸投案自首2人；‘獵狐行動’專項戰果排名全市第一。”
高龍亶表示，意大利的中國移民與英語國家的中國移民不同，他們很多來自農村地區，並不是中產階級，意大利也不是“狐貍”外逃的目的地。至少在意大利，中國當局傾向於利用國際刑警組織，而不是利用當地的同鄉會開展追逃行動。
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多裡坤·艾沙2017年在意大利參加活動期間遭到意大利警方扣押，意大利警方指收到了來自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報，時任國際刑警組織主席是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然而次年當孟宏偉從法國返回中國後就神秘失蹤，隨後中國當局傳出整肅孟宏偉的消息，孟宏偉被認為是周永康集團的成員。
引渡還是“勸返”？
2014年以來，中國公安部發起獵狐行動，緝捕逃往海外的經濟犯罪嫌疑人。除了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發佈“紅色通報”以外，中國當局還通過非外交渠道試圖將案件當事人帶回國內，中國官方媒體中常見的用詞是“勸返”。
中國的這一做法引發了美國等國家在內的警覺，認為中國當局的做法屬於“跨境執法”，損害其他國家的主權。此外還有分析指中國政府的“獵狐行動”和“天網行動”還被認為是以普通刑事犯罪為由針對海外異議人士。
意大利與中國簽署了引渡條約和刑事司法協助條約，這兩項條約在2015年正式生效，目前已有在意大利被中國當局指控經濟犯罪的嫌疑人被引渡回中國的案例。在引渡條約生效前，意大利和中國在處理個案上已有合作，並將嫌疑人引渡回中國。意大利與中國的引渡條約明確規定政治犯罪不引渡，如有理由相信被請求引渡人可能遭受酷刑也不予引渡。根據意中引渡條約的規定，中國當局完全可以通過國際司法協助渠道引渡涉嫌貪腐的公職人員和經濟案件嫌疑人，然而從中國官方媒體報導來看，中國當局更傾向採用“勸返”方式緝拿嫌疑人。
異議人士陳越認為，中國當局完全可以根據引渡條約要求引渡涉嫌貪腐案件的官員，實際操作很少走司法協助渠道有兩個原因。首先是當局對在國內的親屬實施威脅和迫害，迫使當事人回國就範，第二個原因是中共內部鬥爭也是相當殘酷的，當局通常以貪腐罪名處理官場內鬥中的失敗者。在中國遭受牢獄之災的陳越認為，中國司法實踐中通常遵循有罪推定原則，當事人在看守所等待審判期間的待遇極其惡劣，基本人權毫無保障。
馬可·萊斯賓蒂表示，儘管中國是非民主國家，在打擊腐敗、恐怖主義和暴力犯罪仍需要與中國政府合作，問題在於中國當局經常將打擊腐敗和恐怖主義作為排除異己、鎮壓少數民族的藉口，這已經超出了國際刑警組織所規定的範圍。“中國當局需要用其他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勸說這些人回國，因為引渡條約不包含所有的個案”，馬可·萊斯賓蒂說。
保護衛士研究員陳靖捷認為，儘管中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簽訂了引渡條約，中國官方卻喜歡“走後門”，在追逃貪腐或者打擊跨國犯罪方面，如果走官方正式渠道引渡更加耗時，就傾向於“勸返”，甚至用更為激烈的綁架方式把特定目標綁回中國。
陳靖捷提到，中國對不同國家針對個別案例提出引渡請求時，引渡的是嫌疑人，在中國缺乏司法保障的情況下，存在不經過公開審判把人定罪、還有強迫認罪和酷刑虐待的情況，這些因素導致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引渡請求比較抗拒。
陳靖捷表示：“今天你如果透過海外派人去勸導，或者用海外線民，就是提供資訊的這些人，半脅迫的告訴他們，說我們已經知道你在哪兒，你的家人在哪，我們也了解了，你如果不回來的話後果會很不好，這種方式其實就是海外警察執法的一個狀況，其實這些都是非法。所以說中國政府，尤其是這個公安或者國安機構，想要透過這種非正式的方式，方便又有效率，而且我在做的時候不需要讓這些政府知道，就不會再被這些政府用所謂人權的理由，或者是中國境內人權的狀況來拖延我們時間。”
中共上海機關報《解放日報》在2014年的一篇報導中提到：近幾年來，國內一些辦案機關設法藉助刑事政策的力量，採用各種方式和途徑對逃往境外的人員開展攻心戰，說服他們自願回國投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種做法被簡稱為“勸返”。在外逃人員尚未進入引渡、遣返或者其他強制性法律程序時實現的“勸返”更加具有節約司法資源的意義，並且更加能夠體現接受“勸返”者的悔罪意願。
中國官媒報導緝拿潛逃意大利的嫌疑人多遵循相似的情節：嫌疑人捲款潛逃國外，在意大利成為非法移民靠打黑工為生，害怕當地警察捉拿惶惶不可終日，有的經過多年拿到合法身份，在國內走訪家屬，海外通過僑團組織取得聯繫，通過做“思想工作”的方式令嫌疑人自主回國自首。
浙江省紀委網站2018年刊登了題為“27年東躲西藏落得妻離子散，如今回國自首坦言‘睡得安心了’”的案例。該文提到，專案組通過91歲的老父親對朱立新進行思想規勸，形成了強大“親情勸返”攻勢，突破了當事人的心理防線。
文中還提到：“朱立新決定動身回國投案自首，但他之前因以弄虛作假的手段取得護照一事被識破，其護照被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沒收，導致無法回國。獲知這一情況後，文成縣紀委、縣監委立即和縣公安機關溝通，分別向上級有關部門彙報，爭取支持。同時文成縣追逃辦聯繫文成在當地的僑團，為朱立新辦理了替代護照的旅行證，從而解決了朱立新回國的手續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