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6月初刊發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楊春貴的觀點，他認為，共產黨工作作風的核心是“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總量現在位列世界第二強。但是做為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卻被認為日益負面。網友中流傳這樣一個段子，說的是，有兩人在公交車上對罵，其中一人罵另一人“我看你像共產黨”，對方回罵到“我看你才像共產黨呢”。
楊春貴聲稱，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多數黨員經受住了執政的考驗，只有少數黨員和黨員幹部滋生了嚴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享樂主義等脫離群眾的不正之風。
然而“無官不貪”早已成為中國民間的共識。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去年12月出席《經濟觀察報》一個年度論壇時指出，中國處於無官不貪的危險局面。
中國的老百姓早已對貪官深惡痛絕，不解決官員的貪腐問題，何談黨群關係。中國官員的貪腐現象是制度造成的，說到底不從政治體制改革著手，共產黨不可能贏得民心。
北京的歷史學家章立凡最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共產黨一直實行的一黨專制的制度造成了很多問題。
“我覺得不從制度上來解決問題是不行的。它這個一黨專政才導致了這麼多問題，根本問題還是一黨專政。沒有憲政制度，也沒有政党競爭，所以才造成這種狀況。”
章立凡說，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前途在於開放黨禁、報禁，走憲政路。他說，如果共產黨堅持拒絕權利監督，那麼公民有權不合作。
章立凡認為，楊春貴關於密切黨群關係救黨的觀點，說法老套。他說，中共反對憲政其實就是不肯放棄利益，而現在只有憲政才可以救中共。章立凡指出，中共的智囊機構不敢觸碰憲政的話題，楊春貴的救黨說也只能是拿出毛澤東在共產黨建政初期的一套密切黨群關係的說法。
北京的獨立學者陳子明認為，共產黨的智囊今天還在大談密切黨群關係，來解決目前共產黨面臨的困境，實在非常幼稚。共產黨目前的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靠走群眾路線就能解決的。
“談這種話題都是覺得很幼稚。也就是說，如果是這樣水平的話，那確實沒甚麼指望吧。毛澤東到（上世紀）60年代都不這麼想問題了，他都已經明白一些事情。他犯了大錯誤以後，想出一些招兒來擺脫這個（困境）。”
陳子明說，據說中共高層現在還真的相信“黨跟人民群眾的魚水關係建立起來了，多深入群眾，多關心民間疾苦，汽車不要擋路，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密切聯繫群眾”早已不是決定中國共產黨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中國經濟模式的制度基礎。而這種制度基礎是建立在剝奪民權的基礎之上。”
北京大學教授王建國今年三月在首屆諾貝爾獎中國經濟學家峰會發言時指出，政府“投資依靠的是高稅收，政府擁有不經民眾同意而徵稅的權利。”他舉例說，“出口依靠的是廉價勞動力，民眾不能因為工資低而游行；城鎮化是建立在對產權侵犯的基礎上；中國的工資總額只佔GDP總額的8%，遠遠低於25%的平均水平。”
王建國指出，人民創造的財富，通過貪腐這條渠道“進入了一些特權階級的腰包，使中國從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了權貴資本主義。”
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張維迎近日指出，習近平執掌中共最高領導權的十年是啟動改革的關鍵期。他警告，改革迫在眉睫，“過了這個村，就沒了這個店” 。張維迎說，在經濟上堅持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制度，在政治上則建立憲政和民主制度。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總量現在位列世界第二強。但是做為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卻被認為日益負面。網友中流傳這樣一個段子，說的是，有兩人在公交車上對罵，其中一人罵另一人“我看你像共產黨”，對方回罵到“我看你才像共產黨呢”。
楊春貴聲稱，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多數黨員經受住了執政的考驗，只有少數黨員和黨員幹部滋生了嚴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享樂主義等脫離群眾的不正之風。
然而“無官不貪”早已成為中國民間的共識。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去年12月出席《經濟觀察報》一個年度論壇時指出，中國處於無官不貪的危險局面。
中國的老百姓早已對貪官深惡痛絕，不解決官員的貪腐問題，何談黨群關係。中國官員的貪腐現象是制度造成的，說到底不從政治體制改革著手，共產黨不可能贏得民心。
北京的歷史學家章立凡最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共產黨一直實行的一黨專制的制度造成了很多問題。
“我覺得不從制度上來解決問題是不行的。它這個一黨專政才導致了這麼多問題，根本問題還是一黨專政。沒有憲政制度，也沒有政党競爭，所以才造成這種狀況。”
章立凡說，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前途在於開放黨禁、報禁，走憲政路。他說，如果共產黨堅持拒絕權利監督，那麼公民有權不合作。
章立凡認為，楊春貴關於密切黨群關係救黨的觀點，說法老套。他說，中共反對憲政其實就是不肯放棄利益，而現在只有憲政才可以救中共。章立凡指出，中共的智囊機構不敢觸碰憲政的話題，楊春貴的救黨說也只能是拿出毛澤東在共產黨建政初期的一套密切黨群關係的說法。
北京的獨立學者陳子明認為，共產黨的智囊今天還在大談密切黨群關係，來解決目前共產黨面臨的困境，實在非常幼稚。共產黨目前的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靠走群眾路線就能解決的。
“談這種話題都是覺得很幼稚。也就是說，如果是這樣水平的話，那確實沒甚麼指望吧。毛澤東到（上世紀）60年代都不這麼想問題了，他都已經明白一些事情。他犯了大錯誤以後，想出一些招兒來擺脫這個（困境）。”
陳子明說，據說中共高層現在還真的相信“黨跟人民群眾的魚水關係建立起來了，多深入群眾，多關心民間疾苦，汽車不要擋路，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密切聯繫群眾”早已不是決定中國共產黨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中國經濟模式的制度基礎。而這種制度基礎是建立在剝奪民權的基礎之上。”
北京大學教授王建國今年三月在首屆諾貝爾獎中國經濟學家峰會發言時指出，政府“投資依靠的是高稅收，政府擁有不經民眾同意而徵稅的權利。”他舉例說，“出口依靠的是廉價勞動力，民眾不能因為工資低而游行；城鎮化是建立在對產權侵犯的基礎上；中國的工資總額只佔GDP總額的8%，遠遠低於25%的平均水平。”
王建國指出，人民創造的財富，通過貪腐這條渠道“進入了一些特權階級的腰包，使中國從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了權貴資本主義。”
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張維迎近日指出，習近平執掌中共最高領導權的十年是啟動改革的關鍵期。他警告，改革迫在眉睫，“過了這個村，就沒了這個店” 。張維迎說，在經濟上堅持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制度，在政治上則建立憲政和民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