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是全球紀念聯合國1948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的日子。該宣言通過七十三年後的今天，竄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其人權狀況的暗箱也被加速掀開，晾曬在陽光之下。
星期五（12月10日），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發表聲明，批評中國在人權方面的種種劣行，稱美國有責任促進問責中國“對人權的踐踏”。同一天，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稱，推動對人權的尊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所在。他並譴責包括種族滅絕、系統種族歧視、侵蝕言論自由等種種侵害人權行為。
高智晟與張展 人權被碾的符號
人權日前夕，美國“對華援助協會”創始人傅希秋牧師，在首都華盛頓主辦了人權特別研討會暨林昭自由獎頒獎儀式。
傅希秋對美國之音說，“兩位獲獎人分別是被失踪四年的高智晟律師，以及因為曝光武漢疫情遭非法拘禁、判刑的張展，張展因為絕食目前已經無法行走。整個中國的人權都處在文革以來最惡化的時期。”
2020年2月，武漢因新冠病毒爆發而封城期間，張展從上海趕到別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武漢，了解和傳播真相。
“改變中國”網站創辦人曹雅學說，張展獨自走在武漢空蕩蕩的街頭，她到過武漢病毒研究所，造訪了火葬場、墓地，還有拘留所；她與店主、清潔工和農民工交談。
曹雅學說：“她批評當局實施不人道和暴虐的封鎖，以及強制性的‘健康證’；她將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描述為‘掩蓋真相和使用強制力’；她在武漢的經歷更加鞏固了她對言論自由和政府透明的理念。”
張展追求真相和分享真相，被政府定義為“尋釁滋事”，並因此獲刑四年。她被抓捕、定罪和關押所引發的國際人權關注和對中國政府的詬病與日俱增。
高智晟的太太耿和女士告訴美國之音，高智晟的遭遇已經延續了十多年；而他個人的悲劇甚至已經無法覆蓋當局人權侵害更加廣泛的內涵。
耿和說：“（當局）每個月讓我國內的家人到當地派出所簽字，一是想知道他們是否出門了，防止他們出去找高智晟；二是拿出我跟孩子們都是通緝犯、在逃犯的文件提醒他們。我想聯繫家人時，馬上就會想起他們因此可能受到的迫害的場景和無奈。”
耿和說，她十三、四年前帶著兩個未成年子女遠走美國之後，當局隨即收走了她父母和姐妹及姐妹家人的身份證，“他們因此出不了遠門。我姐夫得了重病，每次都需要向派出所借用身份證開處方藥。當局威脅說，如果你們再接這些通緝犯的電話，就不給你身份證。姐夫受盡屈辱而不堪，於2015年跳樓自殺。”
耿和接著說，“高智晟的姐姐一到過年就恐懼，擔心我給她打電話，因為家人一跟我聯繫上，受迫害就更厲害，比我都厲害。她在當局的不斷施壓、騷擾和威脅下，深陷恐懼，最終在抑鬱中於2020年5月投河自盡。”
李愛杰女士是維權人士張海濤的太太，目前帶著六歲的兒子定居美國，“我兒子從來沒見過爸爸，”她告訴美國之音。
李愛杰說：“張海濤剛被抓進監獄的2017年，他們還讓我們見過兩次。2018年迫於國際壓力，也讓我們見過一次。後來到現在，三年七個多月了，我們再也沒見過他，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2016年1月15日，張海濤被烏魯木齊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以“為境外提供情報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兩罪合併執行19年。
李愛杰說，張海濤因為長期生活在新疆，看到少數民族遭受的迫害，說了公道話，譴責政府的民族壓迫政策，“他拍了烏魯木齊街頭13張照片發給境外媒體，被說成是刺探情報罪。這種大白天誰都可以看到的街景，怎麼就成了情報呢？他不過是為少數民族發聲，揭露了黑暗面。他認為，中共可以虐待少數民族，就可以虐待全中國的人。”
中國民主黨洛杉磯委員會主席陳維明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民主與自由空間越來越狹小，不敢相信，是80年代不敢想像的，沒有任何講話的空間……講了不該講的話就是罪名。”
“他們想抓我隨時都可以，就像黑社會”
12月4日，38歲的山東棗莊居民李玉女士，要求理髮師為她削平秀發，抗議中共對她和她兒子的人權侵害。
李玉告訴美國之音：“11月2號我發了幾條推文，呼籲救救張展。當晚9點以後，棗莊地方政府派人抓走了我，還搶掉我的手機和錢包，把我關在所謂的疫情隔離點—--棗莊市永安鄉政府疫情隔離點，一關就是14天，裡面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個環境下，他們想抓我隨時都可以，就像一個黑社會，你的人身安全完全沒有任何保障。”
2014年6月，李玉帶著一歲的兒子在北京。她在孔明燈上寫了“紀念六四”，想以此紀念六·四25週年。孔明燈還沒有放出，李玉被北京市公安局網絡大隊抓捕，後由山東棗莊的地方政府關押。
李玉告訴美國之音：“當時，孩子正吃著奶，看管我的永安鄉行政執法隊副大隊長硬生生地從我的懷中搶走了我的兒子。然後，我被抓進了看守所，兒子再也沒有回到過我身邊。”
此後，李玉兩次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兩次坐牢，今年8月4日才出獄。
當年，李玉的兒子被政府人員直接送到了當地收養殘疾兒童的福利院----棗莊福利院。直到現在，7年半過去了，孩子還在該福利院，當地政府拒絕辦手續歸還孩子。
李玉說，“我第一次坐牢四年出來以後再見到孩子，他在福利院已經長到五歲了，看到我挺恐懼的樣子。我現在特別焦慮，真感到沒有辦法了……希望歐美國家的人士能夠把我的孩子領養走。”
“在中共眼裡，我罪大惡極”
“六四天網”義工兼公民記者王晶，在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營救下，於一年前來到美國。
王晶告訴美國之音：“在中共眼裡我罪大惡極，(中國)現在沒有人敢公開跟我聯繫，就算在微信裡也不敢跟我說話，我發個圖片他們都不敢回應……親戚跟我聯繫說，警察知道我已經到美國了，讓他們別跟我聯繫，否則要承擔反華責任。親戚都不敢接我電話，甚至把我拉黑掉，我打不通他們電話了。”
2014年12月10日人權日，王晶在中央電視台附近拍攝抗議者照片被拘留。 2016年，她的居住地吉林市一家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她有期徒刑4年10個月。
這些中國人，在地圖上尋找人權
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曾經說過：“普世的人權究竟是從哪裡開始的呢？它源於微不足道、離你家近在咫尺的地方——那麼近，那麼小，世界上沒有一張地圖找得到。”
然而，一些年輕的中國有產階級，有的還拖家帶口，正試圖用艱難的方式，從地圖上尋找人權。
這張地圖是從南美洲的厄瓜多爾開始，往北穿過哥倫比亞，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墨西哥，最後抵達美墨邊境的徒步北上線路，全程大約5000公里。
來自浙江的盧先生今年35歲，有自己的生意。他帶著太太和四歲的兒子，經由這條道路，花了三個月，於12月8日落腳美國。
他告訴美國之音：“我是耶和華見證人，我們的教會被中國政府宣佈為邪教組織，有教友被判刑，教堂裡面要掛那些(政治)圖像，就是教會要建立在愛國愛黨的前提下，控制思想……很多信息國內看不到，只能去國外看，關於宗教打壓等的。我經常翻牆看油管之類的，懂得言論自由的意義。我不想讓自己還有我的後代都這樣子生活。所以就要想辦法出來。”
盧先生兩年前離開中國，經由斐濟、
迪拜，飛到厄瓜多爾以後，基本以步行為主，順著這條“人權之路”北上到達目的地，“一路上經過這麼多個國家，跟警察、海關還有黑幫等各種人打過交道，不過，他們看到我們帶著孩子，都不為難”。
他說：“曾經向美國駐上海領館申請過簽證，但是沒有獲得批准。疫情開始後，我感到恐怕會閉關鎖國，以後要出來估計不容易了。”
筆名叫“飛揚”的男士是一名電商，37歲，來自河南。他攜太太和6歲與4歲的兩個兒子，走過同一條路線之後，12月初從墨西哥抵達美國。
飛揚一家也在2019年離開中國，輾轉經由非洲到達厄瓜多爾，此後開始跟隨南美移民“大部隊”，徒步穿越原始叢林，走過峭壁，進入墨西哥南部邊境。此後，他在當地買了一輛女式踏板摩托車，載著一家大小騎了11天，在野地行駛2400公里後到達目的地。
飛揚對美國之音說：“疫情原因，美國簽證沒有開放，就通過這個方式。因為我在國內一直做電商，接觸外面的消息比較多……最大的觸動還是剛剛大學畢業時，有同學從網上找到了六·四的錄像，大家看了以後難以置信，顛覆了認知。2019年春節前，本來想從南方回老家過年，有兩個老同學怎麼也聯繫不上，多方打聽才聽說，他們被抓了，原因是在網上發了批評政府的言論。於是，我們就顧不上回家過年了，帶著孩子們開始了後來的探險之路。主要是兩個孩子很快成長，需要上學，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們接受洗腦教育。”
筆名KK的小伙子是“單人俠”。 34歲的他12月7號到達目的地美國。他今年8月離開中國以後，輾轉飛到荷蘭，然後轉飛厄瓜多爾，走上同一條步行線路。
KK自稱“來自中國北方十八線地區”。他告訴美國之音，他在國內從事大型活動的策劃工作，在深圳從業過，也曾在海外短期工作。
他說：“2017年之前，我的微信就被封過，不過，公安沒有找上門。2017年年底，家鄉的公安通過村長找到我父親，說我反政府，散發一些不當言論。此後，他們就開始全程監控我。每當我購買機票或者高鐵票，公安就會立刻打電話質問我要去哪裡，要做什麼。”
KK還發現，原來篤信基督教的90多歲高齡的祖母，家中的宗教畫像和物品都不見了，牆上取而代之掛上了“偉大領袖”的畫像，“生活在農村老家的父親家裡也是一樣，牆上掛起了‘偉大領袖’畫像，村里還給每家發了一套偉大領袖的‘治國理政’著作。”
他的家人現在還不知道他已經“穿越”到了西方。
對於這幾位年輕的中國中產人士而言，與羅斯福夫人的說法正好相反，人權離他們的家很遠，而且很大，還需要在地圖上才能找到。
據說，更多類似的中國人正在湧向這條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