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英國和比利時的前領導人2月17日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不過對此，澳大利亞現任外長卻不以為然。專家認為，中國頻頻主動向澳大利亞示好，有意修復澳中關係，但工黨在人權問題上的對話，只是為了滿足恢復和擴大澳中貿易的表面文章。
中國對澳大利亞頻頻示好
澳大利亞前總理斯科特·莫裡森（Scott Morrison）2月17日在東京舉行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會議上發表講話時，將中國的侵犯人權行為與印太地區的安全聯繫在一起。另外兩位前領導人 - 英國前首相卓慧思 (又譯利茲·特拉斯)（Liz Truss）和比利時前首相居伊·伏思達（Guy Verhofstadt）也加入了莫裡森呼籲的行列。
該跨國議會聯盟由來自30多個國家的議員組成，該組織關注民主政體如何對待北京的問題，他們希望這次活動能夠在定於5月在廣島舉行的七國集團（G7）峰會之前，推動制定更有協調性的外交政策來應對中國。
莫裡森也警告澳大利亞執政的工黨政府，在澳中恢復外交對話後，不要被北京當局稍微放鬆的貿易制裁所誘惑。他認為，澳大利亞政府應該期待並要求結束貿易制裁，而不是對其解除制裁表示“感謝”。
對此，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2月17日表示，她不會揣測澳大利亞現政府遵循莫裡森建議的可能性。她說:“我不確定從莫裡森先生那裡得到多少外交政策建議才是明智的”。
澳中關係學者、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社會學學者秦晉博士表示，澳大利亞原本附屬英國，二戰後美國成了世界的霸主，澳大利亞繼續維持與英國的傳統關係，但是在國際事務上更多的則是追隨美國，很早就開始在美中之間尋求平衡點。他指出，澳中關係變化從2016年開始，由北京採取主動，堪培拉只是被動響應，投桃報李或者禮尚往來。雖然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和繁榮就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與北京保持良好的關係，維持澳大利亞貿易的順差，但最重要的國家安全方面只能依賴美國。
秦晉告訴美國之音:“澳中關係有好轉跡象，是北京的需要，當然澳大利亞也願意。澳大利亞在美中之間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對美中關係不具有平衡作用，只有對自身利益選擇的需求。美中杠上了，任何一方要求澳大利亞表態，澳大利亞只能站隊到美國一邊。”
中國問題專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吳建忠表示，澳大利亞自2018年開始禁止中國電信公司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又於2020年提出對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的源頭展開獨立國際調查，這些行為導致中國對澳大利亞實施各種抵制及經濟脅迫，以報復澳大利亞，中澳關係因此陷入低谷，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亦大幅倒退。他說，其實澳中兩國在貿易和商品上早已找到替代國家，減少了對於對方的依賴。但是，直到去年工黨政府上台後，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緊張關係才有所轉變。而中國從習近平確定第三任期開始，就頻頻對澳大利亞釋出善意，有藉由修復澳中關係，向西方展現新外交政策的跡象。
吳建忠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早前終止了對進口澳大利亞煤炭的禁令，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在北京出席了一場活動紀念中澳建交50週年，我認為這是一個象徵。加上習近平在去年11月的G20峰會期間與澳大利亞新總理艾班尼斯（阿爾巴尼斯）會談，特別是習近平致電澳大利亞總督赫爾利，祝賀澳大利亞國慶，呼籲兩國展望未來，這些都突顯出北京的一個表態行為，藉由對澳大利亞主動示好，向西方國家釋出結束‘戰狼外交’、試圖修復關係的信號。”
前台灣駐澳代表林鬆煥曾經在2022年預測工黨政府執政後將努力修復與中國的關係。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現在看來，澳大利亞工黨政府上台後果然逐步改善澳中關係，尤其是將焦點放在貿易與經濟領域。他認為，中國必然會以漸進式的做法，放鬆對澳大利亞的經貿制裁，利用中國的廣大市場攏絡澳大利亞，避免澳大利亞過度倒向美國。
林鬆煥說:“澳大利亞政府趁這個機會以它傳統兩手平衡的策略來對應世界兩大強權。澳大利亞在經貿方面仍然是依賴中國大陸，所以工黨政府試圖要在經貿方面改善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但是在國防安全方面，澳大利亞仍然是仰賴美國，以美澳聯盟，以及以AUKUS(澳英美安全協議)、五眼聯盟為基礎來強化跟美國的同盟關係。”
人權對話或只是表面文章
莫裡森在2月17日的會議上敦促澳大利亞工黨政府考慮採用2021年澳大利亞在兩黨支持下出台的澳大利亞版《馬格尼茨基人權法》（Magnitsky-style laws），禁止侵犯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人權的中國官員進入澳大利亞，包括對他們實施旅遊禁令並凍結他們在澳大利亞的資產。
中國問題專家吳建忠副教授認為，上屆的莫裡森政府更傾向於使用對外宣揚的方式，利用國際關係來發揮其國內話語權。相較之下，現任的阿爾巴尼斯政府並未把與中國的關係作為澳大利亞國內政治辯論的一個要素。
吳建忠說:“艾班尼斯(阿爾巴尼斯)政府理解在香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上，中國與澳大利亞存在分歧。但艾班尼斯政府並不試圖用大量戲劇性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相反地，他們更願意私下悄悄地提出這些觀點，並繼續處理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重要的政治和經濟關係。”
吳建忠指出，中共為了逮捕特定人士隨便捏造罪名，使兩位澳大利亞公民成蕾和楊恆均仍然被拘留在中國，因此澳大利亞與中國在人權方面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不可能真正解決。
前台灣駐澳代表林鬆煥認為，人權問題在表面上是澳大利亞工黨的基本信念，也是工黨在外交上所關心的重要議題，但絕非其對外政策的基本前提。
他說:“(人權)這是在和中國大陸對話的時候，做為會後對話的一個元素而已，而且通常是秉持著各自表述、各說各話的方式，只要形式上有所表達。所以人權問題對澳大利亞工黨的對外政策來說，並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林鬆煥指出，歷屆工黨政府都相當親中，基廷、霍伯（霍克）或陸克文等都與中國關係匪淺。這些工黨總理下台後，也多半仍像季辛吉（基辛格）等政治人物，分別靠中共及俄羅斯等以共產主義為基本原則的政權，享受伴隨而來的利益。
澳中關係學者秦晉博士認為，人權問題不是澳中之間的症結，人權問題不過是根據需要可以使用的一張牌，因為最早提倡貿易與人權脫鉤的不是美國，而是澳大利亞基廷工黨政府。
他說:“1990年澳大利亞政府派出全世界第一個人權對話代表團前往中國進行人權對話，給北京上了生動的一課，北京學會了如何抵禦西方所謂的人權批評和指責的具體方法，就是關起門來一對一對話，表面上中國與西方繼續人權議題對話，實際上沒有絲毫作用。以後的澳中人權對話都是表面文章，做做樣子，近三十年來對中國的人權進步毫無促進作用，都是滿足貿易往來的需求。澳大利亞工黨不需要，也不會具體面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就是提到了人權問題，也不會是真實的。”
澳大利亞社會對工黨對華政策的態度
澳大利亞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2022年10月20日發佈的新報告指出，過去兩年中國共產黨在“油管”（YouTube）上透過以新疆、西藏與內蒙古等地少數民族年輕女性為主角的影片，對抗國際上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聲浪，並藉此重塑中國的國際形象。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9月公佈一項調查報告，詢問了1,127名澳大利亞人當提到“中國”時的第一印象，結果顯示七成澳大利亞人對中國第一印像是“政府”、“威脅”、“人權”。
前台灣駐澳代表林鬆煥認為，近年來澳大利亞人民確實對中國愈來愈反感，但亦能理解國際政治的現實，因此澳中關係一直擺蕩在人權與貿易之間。
他說:“澳大利亞人民和輿論界也非常重視人權，對中共普遍缺乏好感，同情台灣的處境，也同情台灣的民主自由。但是他們也務實的體認，澳大利亞有必要和它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維持良好的經貿及良好的工作關係（Working relationship)。因此，只要澳大利亞政府與中共對應的時候在口頭上提到人權問題，粉飾一下，不要完全不管，他們大致可以理解澳大利亞工黨政府這種做法有其必要性。”
林鬆煥表示，澳大利亞社會對於人權問題在國際外交的地位，已經沒有太多的幻想了。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社會學學者秦晉博士認為，澳大利亞是民主國家，人民對於各個政黨的光譜很熟悉，也都能接受。
他說:“西方社會不僅有民主，而民主中還有左右。西方的左翼就歡喜和親近共產主義。澳大利亞社會民眾對澳中關係政策遠沒有反應，執政的左派工黨自然自我感覺良好，在野的右派為反對而反對，也不會認同執政的工黨對他們執政時期政策的想法，更何況他們有天然的抵抗共產主義的免疫力。”
秦晉指出，工黨的黃英賢、國防部長馬爾斯、貿易部長法瑞爾都是西方政治的左翼，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天然的親近感，中國會利用這個機會讓澳中關係回暖。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吳建忠表示，中國正在將貿易作為切入點，試圖改變澳大利亞社會近年來對中國的嫌惡感，讓澳大利亞靠向北京一些。
他說:“距離黃英賢訪華不到一個月，根據中國官媒的說法，中方就向澳方送出了一份大禮，也就是中國政府已經通知中國企業加強和澳大利亞的貿易往來。由這些行為，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在修復中澳關係時將透過中共三大法寶統一戰線，也就是恩威並施，中國將會區別對待中美關係和中澳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