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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被中國排擠出境 台灣成為報導中國的窗口


台北地標台北101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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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被中國排擠出境 台灣成為報導中國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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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聽到這些美國記者被趕出中國時,我一點也不意外,他們並不是第一批被趕出來的記者。”悠野(Jojje Olsson)曾在北京待了8年、香港1年,他在2007至2016年期間為瑞典媒體報導中國,但在撰寫了兩名瑞典公民在中國被拘禁的報導後,2016年,他被中國列入黑名單,無法再取得簽證入境中國,輾轉來到台灣。現在,他從台灣報導中國。

“如果你在中國登記為一名記者,這為你帶來的只是更多的麻煩,而非助益。”悠野坦言,這是為什麼他當時不選擇申請記者簽證,而是持商務簽證。他說,在中國持有記者簽證的記者,不僅會受到中國政府的監視、追踪,甚至也會讓受訪者一併陷入危險; 但在台灣,台灣政府很願意提供協助,也不會因為記者報導了“錯誤的方向”而吊銷簽證。

曾遭中國拒發簽證的瑞典記者悠野(Jojje Olsson)自2016年開始從台灣報導中國。(美國之音記者李玟儀攝
曾遭中國拒發簽證的瑞典記者悠野(Jojje Olsson)自2016年開始從台灣報導中國。(美國之音記者李玟儀攝

去年3月,中國政府宣布將多位美國記者驅逐出境,同時也限縮發放記者簽證給國際媒體,這些因此不得其門而入的外國媒體記者,在過去一年內陸續來到了台灣。現階段的台灣,成了這些國際媒體記者觀測並報導中國的根據地。

據台灣外交部去年12月底統計,2020年全年新增登記了34位外媒記者,其中光是來自美國媒體的記者就多達21位,涵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原先派駐中國的多位記者。雖然部分國際媒體因應疫情與美中摩擦影響,僅計劃短期駐足台灣,卻也有媒體順勢規劃長期駐點台灣的藍圖。

台灣外籍記者聯誼會(TFCC)副會長William Yang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政府去年將多位美國記者驅逐出境後,許多記者現在都在台灣,也為台灣的外媒圈帶來一些不同的面貌。“大家可能也慢慢發現,從台灣報導中國不是一個不可能的現象,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去年最大的改變吧。只是這樣的同時,我們也看到在台灣確實有一些外媒開始在思考,是不是他們在這邊會有一些比較長期一點的計劃。”

一位去年由北京搬遷到台北的美國記者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美國記者被驅逐出境)這很顯然是美中雙邊的議題,而不再是新聞機構自身可以解決的,所以這得看拜登政府如何與中國政府協商。只能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們現在沒有看到任何中國政府想鬆綁規定、讓美國記者回到中國的跡象。”

引發這些國際媒體記者遷徙的,不只是去年3月北京驅逐美國記者的事件而已。隨著中國在去年6月通過香港《國家安全法》、加強對香港事務的干預,連《紐約時報》都不得不作出因應,在去年7月,該報宣布將其香港的數位新聞業務遷移到南韓首爾。

“香港作為觀測中國的前哨站已經不再可行了,所以我認為台灣有潛力扮演這樣的角色。”上述這位不具名的駐台美國記者透露,他們去年已經在台灣成立了分社,不只從台灣報導中國,也會報導台灣。他強調,台灣的地位越發重要,這反映在台灣對抗新冠疫情的表現上,還反映了美中科技戰雙邊“脫鉤(decoupling)”情勢下,台灣科技產業的關鍵性。

早先在2017年,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就捨棄香港,在台灣台北設立其在亞洲第一個辦事處; 2018年也有《德國之聲》在台北設立辦事處,作為其報導東亞的主要據點。現在,台灣可望迎來更多新的機會。

自2016年起常駐台灣的瑞典記者悠野(Jojje Olsson)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我認為外國記者的社群會持續在台灣增長,或者至少維持相同的水平。”他說,許多國際媒體希望他們駐亞洲的記者不要全部集中在中國,要是發生任何事情,風險都太大。

在台灣做新聞的自由度雖然高,但前述不具名的美國記者提到,從台灣報導中國也有其必須得克服的其他挑戰,比如,透過電話採訪較難取得受訪者的信任,除了有通話安全問題之外,也較難刻劃中國老百姓的真實面貌。

“如果中國政府願意開放、反轉他們驅趕外媒記者的政策,我們肯定會把一些在台灣的記者派回中國。”上述不願具名的美國記者補充:“但我們也會留一些記者在台灣,台灣確實以它自己的方式變得更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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