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內斯堡 —
我和曼德拉從未見過面。我2009年搬到南非之前他已經從公眾生活中隱退了。但是我很快就發現在南非，他無所不在。南非人叫他“塔塔”，（父親），好像他是家庭的成員。人們穿著印有曼德拉面孔的T卹，唱著歌頌他成就的歌曲。許多見過曼德拉的南非人都說，他跟素不相識的人見面，很快就讓對方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曼德拉也是我記者生涯中最重要的故事。曼德拉退休以後消息不多，但每個有關他的消息，不管多小都是頭條新聞。
星期三我聽說記者也有機會瞻仰曼德拉的遺容，對我來說，這是最後一次也是第一次親眼見到他，但是我有些猶豫。我想這會不會剝奪了別人的機會呢？比如那些早早起床，精心穿衣，倒了好幾次汽車來瞻仰曼德拉遺容的年邁的祖母。曼德拉改變了她們的人生。
我一個享有特權的外國記者，難道應當插隊硬擠在南非人之前瞻仰遺容嗎？他們在種族隔離制度下失去了很多，對曼德拉他們有太多的感激。
我也在想，我能融入那個場合嗎？
我一直在看官方媒體的報導。曼德拉的遺孀格拉卡邁著沉靜的步伐，她悲哀地昂著頭。我看到世界各國領袖滿懷尊敬地走過裝著曼德拉遺體的白色靈柩。以前，為了採訪到這些世界領導人我曾花很多時間守候在樓道裡，但毫無結果。
他們穿著黑色西裝，精緻的黑色領帶，或是講究的傳統服裝，可我卻穿著牛仔褲和球鞋，雖說這是因為我要到處採訪報導，但跟20世紀的一個偉人見面未免有點不得體。
我看到南非的祖母走過棺材，很多人在哭泣，我還看到有些南非人帶著孩子來弔唁，父母看上去悲傷欲絕，孩子卻很快活，無動於衷。那些年輕的面孔在說，我無所不能，我的夢想能夠實現。而這都是因為棺材裡的老人--孩子還不太知道曼德拉對他們有多重要。
我擔心，所以就問一位保安的意見：“我的衣著可以嗎？真的可以進去嗎？”他看著我好像我有精神病似的。他用手招呼著說，“進來吧， 歡迎你”。
我抓起一件希望是比較適當的夾克，還有上司借給我的相機鏡頭，就進去了。同行的還有一位年輕的南非廣播電台記者。她有自己的專題節目，每天報導祖魯社區的新聞。她聰明，自信，也很成功。她說，“要是沒有曼德拉，我也就是一個給人泡茶倒水的女孩。“
在南非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你以為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國度裡，可這樣的感慨之言猶如五雷轟頂，讓你想起，是啊，種族隔離的確有過，的確發生過，而且就在不久之前。
幾年前我在參觀南非種族隔離紀念館的時候，對這個國家的種族隔離歷史有了第一次親身體驗。我和先生都是美國公民， 過去以旁觀者的眼光看待種族隔離。南非取消種族隔離的時候我們在念中學。我們的父母告訴我們種族隔離是錯誤的，但是我們沒有親身體驗。
我們在展覽館看到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夫婦因為種族隔離時期的法律被迫離開南非， 妻子是印度裔，丈夫是高大的職業白人。我們夫婦也是這種情況， 我是印度裔，丈夫也是白人。
我們站在曼德拉的靈柩前，想著如果沒有曼德拉，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生活。這時候，一位保安攔住了前行的隊伍。一個坐著輪椅的女孩子想要看看曼德拉的臉，保安跑上去幫著把輪椅抬到靈柩邊上。我想，的確我們是受歡迎的。
輪到我了，我遲疑地走了幾步， 他們要我們走快些。我注意到，曼德拉很適宜地穿著他喜愛的蠟染布上衣。我只能看到他的臉部輪廓和一縷白髮。
一位警衛說， “不許盯著看”。我的瞻仰就結束了。
我整個早上都在觀看瞻仰的人們，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動作--畫十字，敬禮，鞠躬，而這些我都沒做，只是盯著看，原本就是一個不知所措的記者。要是沒有電視攝像機的燈光對著我，要是警衛允許我駐足停留，那我可能就不會只是盯著看了。我可能會說幾個字，更確切地說，我只想說兩個字：謝謝。
曼德拉也是我記者生涯中最重要的故事。曼德拉退休以後消息不多，但每個有關他的消息，不管多小都是頭條新聞。
星期三我聽說記者也有機會瞻仰曼德拉的遺容，對我來說，這是最後一次也是第一次親眼見到他，但是我有些猶豫。我想這會不會剝奪了別人的機會呢？比如那些早早起床，精心穿衣，倒了好幾次汽車來瞻仰曼德拉遺容的年邁的祖母。曼德拉改變了她們的人生。
我一個享有特權的外國記者，難道應當插隊硬擠在南非人之前瞻仰遺容嗎？他們在種族隔離制度下失去了很多，對曼德拉他們有太多的感激。
我也在想，我能融入那個場合嗎？
我一直在看官方媒體的報導。曼德拉的遺孀格拉卡邁著沉靜的步伐，她悲哀地昂著頭。我看到世界各國領袖滿懷尊敬地走過裝著曼德拉遺體的白色靈柩。以前，為了採訪到這些世界領導人我曾花很多時間守候在樓道裡，但毫無結果。
他們穿著黑色西裝，精緻的黑色領帶，或是講究的傳統服裝，可我卻穿著牛仔褲和球鞋，雖說這是因為我要到處採訪報導，但跟20世紀的一個偉人見面未免有點不得體。
我看到南非的祖母走過棺材，很多人在哭泣，我還看到有些南非人帶著孩子來弔唁，父母看上去悲傷欲絕，孩子卻很快活，無動於衷。那些年輕的面孔在說，我無所不能，我的夢想能夠實現。而這都是因為棺材裡的老人--孩子還不太知道曼德拉對他們有多重要。
我擔心，所以就問一位保安的意見：“我的衣著可以嗎？真的可以進去嗎？”他看著我好像我有精神病似的。他用手招呼著說，“進來吧， 歡迎你”。
我抓起一件希望是比較適當的夾克，還有上司借給我的相機鏡頭，就進去了。同行的還有一位年輕的南非廣播電台記者。她有自己的專題節目，每天報導祖魯社區的新聞。她聰明，自信，也很成功。她說，“要是沒有曼德拉，我也就是一個給人泡茶倒水的女孩。“
在南非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你以為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國度裡，可這樣的感慨之言猶如五雷轟頂，讓你想起，是啊，種族隔離的確有過，的確發生過，而且就在不久之前。
幾年前我在參觀南非種族隔離紀念館的時候，對這個國家的種族隔離歷史有了第一次親身體驗。我和先生都是美國公民， 過去以旁觀者的眼光看待種族隔離。南非取消種族隔離的時候我們在念中學。我們的父母告訴我們種族隔離是錯誤的，但是我們沒有親身體驗。
我們在展覽館看到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夫婦因為種族隔離時期的法律被迫離開南非， 妻子是印度裔，丈夫是高大的職業白人。我們夫婦也是這種情況， 我是印度裔，丈夫也是白人。
我們站在曼德拉的靈柩前，想著如果沒有曼德拉，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生活。這時候，一位保安攔住了前行的隊伍。一個坐著輪椅的女孩子想要看看曼德拉的臉，保安跑上去幫著把輪椅抬到靈柩邊上。我想，的確我們是受歡迎的。
輪到我了，我遲疑地走了幾步， 他們要我們走快些。我注意到，曼德拉很適宜地穿著他喜愛的蠟染布上衣。我只能看到他的臉部輪廓和一縷白髮。
一位警衛說， “不許盯著看”。我的瞻仰就結束了。
我整個早上都在觀看瞻仰的人們，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動作--畫十字，敬禮，鞠躬，而這些我都沒做，只是盯著看，原本就是一個不知所措的記者。要是沒有電視攝像機的燈光對著我，要是警衛允許我駐足停留，那我可能就不會只是盯著看了。我可能會說幾個字，更確切地說，我只想說兩個字：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