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知道你們當時會採取行動。幾個星期後，‘黨外’宣佈他們已經成為台灣的民主進步黨。那對我是一個意外。”
曾任美國國際事務全國民主研究所(NDI，又譯美國國際民主協會)首位所長的布萊恩·艾特伍德(Brian Atwood)本星期說，他沒有想到37年前在台灣的一場演講加快了如今執政的民進黨當初的組黨時程。
“我非常樂意能扮演一些角色，但那個目的並不是有意為之。不過我認為我不經意地給了台灣人許多勇氣，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艾特伍德在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一個會議室裡，答覆美國之音(VOA)關於他是否知道那場演講對當時正準備組黨的台灣黨外人士起到的作用時這麼說。
37年前一場演講的作用
星期二(5月16日)，在華盛頓充滿陽光的春天上午，美國之音在哈德遜研究所大樓外問來訪的台灣立法院院長遊錫堃，他為何在此行特別安排與艾特伍德見面，艾特伍德的演講對他帶來什麼啟發。
民進黨籍的遊錫堃回憶說：“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他剛好有到台灣，台灣邀請他上台演講，他受到很大的壓力，但是他仍然上台演講，對大家的士氣會有鼓舞的作用。”
他說，當時黨外早就準備要組黨，但許多人對組黨時機有不同意見，後來在艾特伍德演講過後一個月，民主進步黨就在台北圓山飯店宣佈成立，他是當時創黨小組成員之一。
遊錫堃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時介紹了他與艾特伍德的淵源。
“在這裡，我要借這個場地特別向我一位朋友來表達感謝。這一位朋友——我到今年75歲——事實上在過去只有見過一次面，我38歲的時候有見過他，隔了37年後的今天再見到他。雖然我們見面的機會很少，但是我對他始終是思思念念，非常感謝他對台灣的幫忙。”
1986年，台灣仍然處於國民黨政府“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戒嚴令”(1987年解除)下，雖然被稱為“黨外”的反對派人士早已策劃要籌組新政黨，但政府嚴禁組黨，對黨外人士舉辦的各種活動也採取嚴密監視手段。
艾特伍德當年出任成立了三年的美國國際事務全國民主研究所的所長，這是一個在全球推動民主的非營利組織，得到美國政府的資助。
當年8月15日，艾特伍德應黨外人士邀請，到位於台北市中山國民小學的演講會上發表演講。前幾天，就在黨外為選舉舉辦各種後援活動時，國民黨政府舉行了“衛安演習”，街上到處都是拿著盾牌帶著頭盔的鎮暴警察，一本黨外雜誌的報導將這個演習的景象形容為“仿佛在美麗島前夕”。
艾特伍德見到演習里鎮暴警察的照片時說，這讓他現在想起後來在1989年發生的北京天安門事件。
“它就是要震懾黨外，讓你們不敢組黨，”遊錫堃在中午發表演講前的一段時間，在哈德遜研究所會議室與艾特伍德會面回憶當年的情景時這麼說。美國之音記者目睹了這個會面。
報導提到的“美麗島”是指發生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那是當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時，黨外人士在高雄組織訴求民主自由的遊行，但遭到鎮暴警察包圍，最終導致警民衝突，許多人遭到逮捕和審判的經過。
沒有騷擾恐懼的集會
遊錫堃手上拿著37年前台灣黨外人士、後來為其言論自由主張而自焚的鄭南榕發行的雜誌《自由時代》週刊關於艾特伍德演講的報導。他說，那個時期黨外舉辦的每一場活動都有許多警察到場監視，但報導對艾特伍德這場演講的描述卻加上了一個小標題：“一場不受騷擾、沒有恐懼的集會”。
“那時候黨外每一場(活動)都是有恐懼的，那時候每一場都有很多警察，都有恐懼、都有騷擾，為什麼這一場沒有恐懼又沒有騷擾？”遊錫堃說，這篇報導裡有提到，那是因為艾特伍德在現場的關係。
“很有意思，”艾特伍德聽了以後接著說，“因為外交部打電話請我去，告訴我說不要發表演講，但我說我的機構是推動民主的，所以我必須發表這個演講。”
外交部接著要求艾特伍德的代表團成員不要站在他的背後，艾特伍德同意了，於是在雙方妥協之下他發表了演講，“但我不知道現場會有那麼多的觀眾。”他說，當時他見到一路上有許多群眾還問了身邊準備為他的演講充當翻譯的一名心理醫師：“他們要去哪裡？他告訴我：‘他們要去聽你的演講’。”
遊錫堃說，參加那場演講會的群眾多達兩三萬人。
艾特伍德說，這名翻譯必定是一位極佳的翻譯人員，因為他的演講平淡無奇，但翻譯在每一句話之後都做了慷慨激昂的手勢和吶喊，因此觀眾反應也非常熱烈。
“這是一場我一輩子都會記得的活動。它就好像昨天才發生，但卻已經是37年前的事了。”
民主的重要在於有可問責的政府
美國之音問艾特伍德，他在那場演講中說了什麼？因為遊錫堃說，許多黨外人士都因那場演講受到鼓舞。
“那場演講是關於民主的重要性，因為它可以為人民創造聲音，帶來一個可以問責的政府，一個可以對人民的願望負責任的政府。我認為那個目標已經實現了，”艾特伍德說。
艾特伍德望著台灣立法院長遊錫堃說：“你們現在有政黨競爭，國民黨現在正在跟你們競爭，儘管並不是一直都成功，但你們也不是一直都成功，那正是多數民主體制的常態，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艾特伍德說，他在那次演講中也引述了多位民主理論哲學家，在場的觀眾都有很好的反應，不過他沒有料到的是他離開以後發生的事情。
“當然，我並不知道你們當時會採取行動。幾星期後，‘黨外’宣佈他們已經成為台灣的民主進步黨。那對我是一個意外。我非常樂意能扮演一些角色，但那個目的並不是有意為之的。不過我認為我不經意地給了台灣人民許多勇氣，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
艾特伍德1993年卸去美國國際事務全國民主研究所的所長職務,擔任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政府的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署長。
回到今日的現實，艾特伍德對遊錫堃表示，美國強力支持台灣，未來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民主與阻遏，他希望美國能提供台灣這兩個支持。
“我們——這個國家非常強力支持台灣。我們想要見到所有事情都是和平的。假如它沒有成為一個多黨制的民主政體，我不認為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內，會如此關心台灣。我尊重你們所實現的成就，你們的國家是一個很大的成功。我們希望它繼續如此。我認為未來的關鍵詞是民主與阻遏，我希望我們能夠提供你們這兩個支持。”
一個“民主的約定”已實現
陪同遊錫堃與艾特伍德見面的一位人士告訴美國之音，遊錫堃特別要求安排與艾特伍德見面，是要讓他知道，“一個民主的約定”已經在台灣實現，台灣今日已經有了多黨政治，也體現了民主的意義。
艾特伍德曾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的政府擔任美國國務院擔任負責國會關係的助理國務卿。1979年，他將《台灣關係法》文件送交國會，在這部法律下設立了美國在台協會(AIT)。
“當我遞交那項國會的要求時，台灣還不是一個民主政體。我們的確想要與台灣有一個良好的關係，我們也希望創造一個不同的、新的框架。許多台灣人對我們在卡特政府時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感到失望，而我們卻必須決定如何處理與台灣的關係。”
“明顯的是，在台灣成為民主政體後，至少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根本價值上，台灣已成為一個非常不同的實體，政治實體，一個我們想要擁抱、可以作為亞洲模範的實體，所以情況有了改變。我們原本曾希望在大陸的中國政府能夠持續自由化，甚至民主化，不幸的是在習近平主席治下，那個趨勢被逆轉過來了。那令人感到悲哀。”
不過艾特伍德說，他的年紀讓他理解到，許多事情的發展必須經過幾十年，而不是幾年或幾個月才會知道，所以他希望十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勢有所改變，“或許它能夠變得更為民主，讓中國與台灣能夠更為容易地以對生活在台灣海峽兩岸的人民有利的方式解決雙方的分歧。”
在人權組織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牧師陪同下，遊錫堃與幾位立法委員此行在華盛頓三天訪問中會見了30多位美國國會兩黨參眾議員，其中也包括了去年到台灣訪問的時任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今年訪問了台灣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他們還會晤了1997年第一位訪問台灣的前議長紐特·金裡奇(Newt Gingrich)，並且還與德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共進長達三小時的晚餐。
民主崛起才有持久和平
在遊錫堃致贈議員的禮物中可以見到他親手寫的書法“民主必勝”，那是他2016年9月14日在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發表公開演講時的主題：“民主崛起：持久的全球和平”(The Rise of Democracy: A Force for Enduring Global Peace)。
在七年前那場演講中游錫堃說，中國在2003年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成功地引起各種關於一個和平的中國會是什麼樣貌的討論。中國想要告訴全世界，它的崛起不是一個威脅，而是一個偉大的機會。
不過遊錫堃說，這種概念與歷史教訓有矛盾，因為歷史教導人們，高喊和平並不會真正帶來和平。
“在今日的世界上，要有真正的和平，民主必須是它的基礎，因此一個民主崛起才是和平的最大保證。中國必須有民主崛起才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厲害攸關者。”
遊錫堃又說：“今天我提出‘中國的民主崛起’概念，是希望讓我們在全世界的民主朋友知道，促進民主應該是每一個國家的中國政策重點。沒有一個民主的中國，台灣不會安全。只有民主崛起才會有一個真正的和平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