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中國遭勞教入獄兩年的流亡作家王一梁一月初因食道癌病逝於泰國，得年58歲。此前，他一直過著流亡的生活，只能在美國當大樓管理員，住在十分簡陋的青年旅舍；他在困頓中協助創刊“自由寫作”網刊，保留了中國數百萬字的地下文學與流亡文學，見證中國歷史真相，也將作家獨立思想的泉源空運回中國，影響著後輩。他的妻子白夜（本名李毓）從泰國獨家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王一梁做夢也想回中國，卻始終無法如願，人生終了只能在異鄉凋零。王一樑的離世，也折射出流亡作家顛沛、流離與動蕩的一生。
王一梁出生於上海，是當時上海地下文化的活躍分子。美籍流亡作家、獨立筆會創會人貝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王一梁將地下文化用一個比較精闢的“亞文化”一詞呈現，意旨為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而王一梁就是“亞文化”社會形態下的重要代表。
貝嶺表示：“亞文化代表的就是一種跟體制、官方、共產黨的御用文化所對抗的、和跟它產生美學上分歧的一個文化形態，尤其發生在上海和江南。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亞文化的一個重要形成期，他（王一梁）是那個時候的一個重要的代表。”
參加“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入獄勞教兩年
2000年，王一梁因為參加中國大陸民間的“中國文化復興運動”，播放了一部獲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等數十項國際大獎的《鋼琴師和她的情人》電影，被上海警方以“傳播、偷看色情影帶”罪名，不經審判，直接由公安送去勞動教養，入獄2年。勞教年限最高3年，而王一梁一坐就坐了2年。
王一梁妻子白夜對美國之音說，最悲哀的是，她的丈夫在20多歲的年輕時代，才華洋溢、思想創新，但中國在短暫開放十年之後，八九民運後又開始進行思想封殺，他們這一圈子的人，當時很天真，自詡為不同於官方文化的“亞文化”，追求獨立自由的思潮，最後都被羅織各式各樣的罪名遭到逮捕，下場悲慘。
白夜說：“中共當局是不允許你有自由思考的，你所有的一切，不管你的文學創作也好，不管你的思想也好，假如說你站在我隊伍裡面，你加入共產黨，然後你加入我的作家協會，在我統治的範圍、我控制的範圍內，你是允許的；但是如果你想脫離我的控制，你脫離我的組織，就被以各種各樣不堪的名義（罪名）遭逮捕。他（王一梁）就是以傳播黃色思想、鋼琴師和她的情人被捕，還有人是強姦罪、流氓罪，以污名化的形式來追究你，讓你入罪，所以他們這個圈子，都是非常慘的。”
白夜：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戕害 是一整個世代
白夜強調，中共對知識分子身心的戕害，不是抓捕幾個而已，影響的是整個一代人：“你可以看到他們（中國）就是這種極權統治，對於一代文化菁英，它是一整代，對他們這一代人、對他們整個時代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因為首先從你的人身上是一種戕害，不要說是心靈了。我覺得中共它是這樣的，它本身就是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一種體制，就是凡是你有才華的、有思想的，只要不聽我的話，我寧願把你殺掉，我寧願把你幹掉、毀滅掉，我也不允許你去獨立生長。”
王一梁2002年出獄後，因為有過勞教的黑歷史，儘管是一位大學畢業生，在日益商業化的上海，也很難找到工作，只好又回到地下翻譯的日子過活。後來，凝聚流亡作家和中國地下作家的團體“獨立中文筆會”創立，王一梁加入會員，並為當時“自由寫作”網刊創刊執行編輯，自2005年至2013年期間，編輯發稿100期。 “自由寫作”網刊後來也成為當時國外最重要的中國地下文學與流亡文學作品發表之處。
獨立筆會創會人貝嶺說：“這個期間，有數百萬字的地下文學和流亡文化的作品通過這種方式流傳下來。這是獨立中文筆會最重要的成就，為歷史留下非常重要的作品。”
後來，在貝嶺的協助下，王一梁受邀參加波士頓詩歌節，獲赴美簽證，他輾轉抵達波士頓後，申請政治庇護，終獲自由，一生卻也再也無法回到中國，連母親2016年過世，他欲返中國奔喪，也被紐約的中國領事館拒發簽證。他一別母親十多年，等待他的是親人離世的噩耗，連母親的最後一面也無法可見到。然而，跟母親切斷關係，可能是所有流亡者痛苦的決定，與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流亡者殘酷現實：難以再跟親人碰面
貝嶺說：“我是覺得那是很悲慘的，家你不能回去，送終都不行，去探視也不行。一梁過世，他的爸爸還活著，他的繼母、他的哥哥都不可能到（泰國）那邊去參加他的禱念儀式，甚至不能夠看著他最後離開人間，這一切都是（因為）他的流亡身份。他想申請去參加媽媽死後祝禱儀式，中國不給簽證，這種情況幾乎是所有流亡作家或流亡者都必需面對的一個殘酷現實：你幾乎沒有辦法跟母親見面。”
王一梁流亡美國後的生活也不好過，他去紐約打工，當社區保全，但生活很艱苦，長年只能睡在一天15美元的青年旅社床位，六、七個人共住一間，跟大家共用廚房和衛生間。貝嶺說，王一梁那樣貧困的生活過了很多年，後來生活越來越艱困，他就把王一梁接來波士頓同住，之後又把他帶到歐洲，交給了筆會成員廖亦武和京不特，王一梁就是在這種流浪的生活裡漂泊著。
直到遇見現任妻子、同為筆會成員的作家白夜，王一梁用一年一簽的養老簽證在生活成本較低的泰國過日子，這才終於有了相對穩定的生活。
貝嶺說：“我覺得這是流亡作家一生非常經典的人生，就是顛沛流離、流亡、動盪，相對來講也是貧困，沒有辦法經歷很好的治療，最後在泰國這樣一個地方離開。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他是幸運的，他生命的最後有他太太在他身旁細心照料、照顧他，過比較穩定的生活。”
王一梁大量翻譯哈維爾與榮格書籍
在泰國居住的這段期間，王一梁系統性的翻譯多本現代心理學鼻祖之一榮格（Carl Gustav Jung）的書，包括《遇見榮格：1946-1961談話記錄》、《榮格的最後歲月：心靈煉金之旅》。據貝嶺說，他不僅是一位榮格學說的傳播者，在生命的後期更是完全投入，也使他本身就成為了一位榮格學說的信仰者。但更早之前，王一梁最著名的，是他翻譯了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回憶錄和獄中寫的書。王一梁也有自己大量的文學創作，包括《亞文化啟示錄》、《朋友的智慧》、《薩波卡秋的道路》、《斯德哥爾摩裸奔記》、《我們到世界上是來玩的》，可惜作為流亡作家，他在祖國是異議者，被“禁言”無法出版；在國外是“人微言輕”沒有市場，個人著述無法面世。
王一梁妻子白夜含著眼淚感傷地說：“我覺得我非常替他遺憾的就是，他作為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任何一個作家，如果你失去這樣的土壤之後，你首先你沒有聽眾（讀者）了，你的作品沒有辦法跟你故鄉的人交流；因為不管怎麼說，你作為一個作家，他仍然希望他的這些作品、這些思想能夠被祖國的讀者接受，你畢竟不是英文寫作。”
王一梁是當時中共中宣部“紅頭文件”中，明令封殺的10個作家中，名字排在第一位的人，也注定他的作品永遠不能出現的中國的書架上。
流亡作家在異地面臨著語言、文化、經濟的鴻溝，白夜表示，對一個文人來說，他們在體力上拼不過別人，很難做體力方面的工作，畢竟他們的長處在於思想與文字，但突然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這些文字都沒有用了，更別說以此謀生。
流亡作家失去土壤 只能對曠野吶喊
白夜說：“任何一個專制政府，它對於流亡作家的懲罰跟政治家的懲罰是一樣的，就是讓你流亡，你不是從小出去的，你失去了你的母語，你失去了你可以表達的母語土壤的話，基本上你就斷你的根了，就是說你的東西影響不了你的國人，或說你的這種表達是曠野上的吶喊。”
失去母語土壤的王一梁，他的創作出版不了，只能在博客上發表；好在，透過“自由寫作”網刊和翻譯的譯著，王一樑的名字還是被記住了，而且透過翻譯書籍，將捷克天鵝絨革命的靈魂人物哈維爾的獨立思想，空運到中國。
港紀錄片導演聞海對美國之音說，他是先看到哈維爾的書，注意到書中的主譯是王一梁，因為譯得非常好，因此對他印象深刻，可以說是先認識書才認識王一梁這個人。
聞海說，他第一次見到王一梁是2016年，王一梁跟新婚妻子來香港度假，當時王一梁打電話給聞海邀請他到長洲島見面吃大排檔，兩人一見如故，長聊數小時才盡興而歸。不過，那個在聞海心目中鼎鼎有名的作家，見到本人時卻跟心中想得不太一樣，“怎麼有點潦倒的感覺？”
王一梁翻譯哈維爾書籍如同被附體 精確自然
聞海說，那天印象最深的是王一梁聊起他翻譯《哈維爾回憶錄》時，彷彿有哈維爾附體，言語自然、精確的流出，幾乎不用再作修改。之後，他們又在台灣相見，也約好要去泰國拍攝他們夫婦從事翻譯工作的情景，不料新冠疫情爆發，終未成行。
香港導演聞海表示：“我當時就覺得這太神奇了，因為我很喜歡哈維爾的書，而且我覺得中國整個的公民運動深受他的影響。中國公民運動最重要的思想源泉，很奇怪，反而是這些流亡者把這些最重要的思想源泉空運到中國，因為中國人大多數人對英文、結構也不熟。這些翻譯這就是作者本人，有這種感覺。”
聞海說，流亡作家高行健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下子就把中國那些所謂的官方文學全給比了下去，他身為流亡文學的讀者，思想深受流亡文學的影響，甚至成為人生努力的支柱。
流亡文學成為後輩底氣支柱
聞海說：“當我們做一個北漂藝術家的時候，我們的底氣就來自於這些流亡作家給我們提供的標準，你看那《傾向》雜誌非常重要，很可惜它只出了13期，但是你看他的編委蘇珊桑塔格、波蘭的米沃什，都是諾貝爾獎的，都是他們編委會裡面的人。在1995年他們就做有關大屠殺的那種辯論，就是東德的文章、德國的文章，包括他們座談會的文章，我覺得特別重要，就說你在中國的時候，我們都非常厭惡這些官方體制，大學老師都挺腐朽的，我們都看不上他們，那我們的底氣來源哪裡？其實來源於他們給我們提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柱。”
文學評論家周冰心在一場研討會上曾表示，流亡文學作為一種見證的文學，是世界正史的補充。中國流亡作家是當代中國最真實的生命存在，他們的文本是當代中國苦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流亡者攜帶良心、真相出走世界，被祖國放逐，在西方世界過著流浪游牧的生活，結局往往很淒然，內心的苦痛無人能知曉。
王一樑的妻子白夜說，在了解到王一樑的困難經歷後，對他更加心疼，雖然兩人相處的時間不長，只有5年，但兩人在泰國相依為命、形影不離，從來沒有分開過，兩個人在一起就是全世界。在王一梁人生最後的日子裡，進出加護病房，白夜不眠不休隨侍在側，細心照料。
白夜啜泣地說：“當我了解到他這樣（身世）之後，我覺得除了對他的欣賞和崇拜，更多的是一種疼愛，即使我們都是流亡的身份，但我們組成一個家庭之後，我希望我可以溫暖他的前半生。（醫院照護）當時覺得很辛苦，現在如果要我即使一直照顧他，我也覺得挺好的，我沒想到他那麼快就走掉！”
中國：他永遠回不去的故鄉
問起王一梁會想回中國嗎？白夜說，王一梁曾有3次申請簽證回中國的經驗，但都被拒絕，令他深受打擊，也知道再嘗試也沒有用，因此嘴巴上雖然會咒罵中國，說永遠不想回去，但其實他漂泊了半世，做夢都想回去，因為最常聽到的，就是他講述年輕時，在中國跟朋友們一起做過的開心事，似乎王一梁所有的快樂都定格在他離開中國、出走流亡之前。
白夜說：“其實我知道他的內心太想回中國了！他已經嘗試那麼多次了，每次我講述我的家鄉時候，他都聽得入迷了。但因為他恐懼，因為他有一次又一次被拒絕的心理陰影，有時候他會突然說我永遠不想回去，但我覺得實際上這不是他的心裡真話，因為我太了解他了，他的內心太想回中國了，他是被傷到了，所以他不敢再去嘗試，不敢再有這份奢望，他就索性讓自己好像斷了這種念頭。怎麼可能不想回中國呢？最起碼有他年輕時候的那些朋友們，他喜歡過一種集體生活，他作品中也體現出來。”
流亡作家王一梁1月4日凌晨，因食道癌晚期引發肺炎，在泰國北部邊城美賽醫院過世。獨立筆會創會人貝嶺說，王一梁是典型的地下作家，更是經典的流亡作家，他顛沛流離的人生路徑，在在呈現著生命的強韌和脆弱，也折射出流亡作家的悲苦境遇。
或許，就如王一樑自己在“回不去的故鄉”隨想所言，故鄉的記憶就像一塊壓縮餅乾一樣，它緊壓著。對於故鄉的懷念，一生一世；對於故鄉的挑剔，也可能一生一世。中國，已不再是他記憶中的故事。跟許多流亡作家一樣，作為一個軀體無根的人，王一梁失去了真正的國與家，中國是他永遠回不去的故鄉，只有孤獨與寂寞灌溉著他遙想的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