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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焚做最後抗爭 維權之路“難於上青天”


河北保定的散工在等待尋找臨時工作機會。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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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近發生的幾起以死維權抗爭事件引起廣泛的關注。勞工觀察和維權人士稱,這些事件表明,即使中國有現成的法律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但是在沒有法治,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共威權體制下,勞動者的維權之路可謂“難於上青天” 。

送餐員討薪不成而絕望自焚

今年1月11日,48歲的外賣送餐員劉進,在江蘇泰州市海陵區時代花園東門靖江贏跑泰州店門外,將汽油倒在身上,以自焚的方式抗議店方剋扣他應得的送餐配送服務費,幸好被周邊的群眾發現,迅速用滅火器將火撲滅,並立即送醫救治。

幸運的是,經過醫生的治療,劉進的命被保住了,但是泰州市人民醫院診斷,劉進呼吸道燒傷,全身80%二度、三度燒傷,需要在重症監護室治療至少兩個月,前期全部治療費約100萬元人民幣。

據中國媒體報導,身高只有1.6米的劉進到泰州打工已經10多年,2019年10月與“好活(徐州)”公司簽訂《項目轉包協議》,承攬靖江贏跑公司的“餓了麼”餐點外賣配送業務。 “餓了麼”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提供網上訂餐等服務的生活服務平台。

自焚前,劉進在老家的母親住院,他跟同事借了2千元。此外,他的妻子有肝病,不能正常工作,需要額外支出看病吃藥。小女兒去年考上大學每個月需要生活費1500元,租房1000多元,家庭日常生活支出等各種費用1500多元,每個月的收入所剩無幾。

每個月家中“等米下鍋”的劉進,為了追討薪資,多次找配送站長和靖江贏跑公司老闆,但是資方認定劉進的行為是“急辭”(沒有提前一個月申請辭職者,則當月工資按配送費每單1.5元計算。),因此要扣掉他的工錢。

劉進在追討被剋扣的5000元配送服務費不成之後,採取了自焚的極端抗爭方式,但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全身大面積燒傷,眼下需要支出一筆天文數字的醫療費,未來還有可能喪失工作能力,無法賺錢養家。

只有自焚才能引起政府重視嗎?

人們普遍認為,生命的價值高於金錢,為了區區5千元而自焚,似乎有些不值得。但是對於每天從早到晚駕車穿梭在大街小巷送餐,家境困難的劉進來說,“錢比命貴”。據悉,劉進在事發前曾對妻子說:“工錢太難要了,要了好幾次都不給”。即使在自焚送醫後,劉進對他妹妹劉萍說:“我不想活了,我活夠了,太累了”。

在劉進自焚事件發生後,中國多家媒體對此進行了報導,引起當地政府的重視。泰州海陵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也發布了情況通報。通報說,區委、區政府第一時間協調醫療專家隊伍,全力救助傷者,並成立聯合調查組,對事件展開全面調查。情況通報說,在當地政府與“餓了麼”公司交涉後,首筆醫療費已經由“餓了麼”匯至指定賬戶。

美國之音記者打電話給海陵區政府新聞辦了解劉進自焚事件的調查和處理進展,接電話的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值班人員拒絕回答記者的問題,說境外媒體的採訪必須要“通過某些外交途徑”。

美國之音記者還打電話給配餐外送平台“餓了麼”在泰州的承包商“贏跑公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女士稱,她知道劉進的自焚事件,但詳細情況並不了解,負責此事的公司負責人不在。

中國廣西桂林的維權人士王德邦表示,在媒體的關注下,在泰州當地政府的介入下,劉進自焚後得到了及時的救治,或許他將來也能得到相應的賠償,但是這種個案絕不代表中國普通民眾因為勞資糾紛受到傷害,或者導致死亡,都能普遍得到安撫和賠償。他說,這是地方政府在輿論的壓力下,出於自身的政治前途和利益,不得不做出的反應和姿態,不是法治社會下應有的表現。

王德邦說:“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能夠建立持久普遍保護公民的機制,即使得到相應、合理的賠償也是偶然的,個案的。在歡迎媒體監督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在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媒體監督的作用很有限,必須要建立其一個真正能夠保護權益的社會、法治環境,法治平台,將權力放在法治之下,而不是凌駕於法治之上。”

其實,不僅勞工無法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就連有律師執照,法學博士的大學教授也因面對維權之路的艱難,最終走上了絕路。

中國媒體日前報導,四川大學法學、新聞學雙博士庹繼光教授從2011年開始抗爭當局強拆他們位於成都成華區的兩套房子,在多次實名舉報區長浦發友,無法得到他認為應得到的賠償後,房子最終於2020年下半年被當局強拆。精通法律條文,了解如何維權,身為博士教授的庹繼光最後也在絕望之中,用生命去做最後的抗爭,於2021年1月18日從四川大學一棟教學樓的10樓跳下身亡。

真正工會缺失 公權力袒護資方

美國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說,中國勞工受資方壓榨,欺凌事件經常發生,而勞工要通過法律的途徑來維權之路很艱難,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他說:“第一,維權不一定能維得回來(要不回來工資)。第二,投入的時間成本,根本拖不起的,還不如忍氣吞聲,趕緊找另外一個工作。而且,維權過程中,(政府)沒有對企業懲罰性的條款,即使企業輸了,最多是把錢給你,所以說中國普通工人維權的成本很高。劉進為什麼選擇自焚,維權就是一條不歸路。”

李強認為,中國勞工維權艱難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在中國經濟越來越下行的時候,當局為了保就業,在處理勞資糾紛時,往往偏袒提供就業機會的公司企業。他說,普通百姓維權時,一旦出現過激行為,若被當局認為造成所謂的社會不穩定,可能會以“擾亂社會秩序罪”或“尋釁滋事罪”被捕入獄。

李強指出,中國沒有一個真正能代表公司企業員工的強大的工會,依照法律法規支持和幫助員工維權,員工“單槍匹馬”與資方交涉和維權,往往是“孤掌難鳴”,無法促使企業真正執行國家的相關法律,因此很難得到好的結果。

前中國維權律師、法律學者滕彪博士說,中國的勞工權利一直受到當局和資方的限制和剝奪,無論是工資、福利,還是工作環境。他說,中國沒有三權獨立,新聞自由,在發生勞資糾紛時,包括警方、法院或仲裁等政府機構,基本上站在資方一方。

滕彪說:“因此,當工人的工資被拖欠,工人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很難找到有效地渠道來解決,所以這就造成了大量的悲劇,像工人得不到工資,工傷得不到補償,有些人就選擇自殺,也有一些人選擇用暴力來報復社會,所以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維權人士王德邦說,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更加嚴重,社會底層百姓的工作、生活也更加艱難,維權之路也步履維艱。

他說:“無論是自焚,還是討薪,都是整個經濟艱難的一個表現。多年來,中共當局強調的所謂民生,但是老百姓本身卻沒有感受到什麼好處,只是感到生活日益艱難,絕望情緒日益濃重,不知道前途在哪裡,出路在哪裡,這種民生艱難的確讓人憂慮,這是個普遍現象。”

保護勞工的法律形同虛設

王德邦說,中國百姓討薪等維權問題長期存在,歷屆中國政府也都知道。

2003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曾經親自幫助農民工熊德民追討拖欠工資。溫家寶還專門召開會議,制定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政策,敦促有關部門抓緊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和拖欠問題。

但是王德邦指出,溫家寶總理出面幫百姓討薪,只是權宜之計,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勞資關係,原因在於,中國沒有構建一個保護公民權益的法治和公平正義機制。

2018年12月,中國人大第二次修改的旨在“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勞動爭議,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調解、仲裁、提起訴訟,也可以協商解決”,“解決勞動爭議,應當根據合法、公正、及時處理的原則,依法維護勞動爭議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中國廣西的維權人士王德邦說,表面上來看,中國已經制定了一些保護勞工權益的法律,但是事實上,這些法律都是一些擺設,起不了作用。他說,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正如中國官媒也公開承認的那樣,中國要到2035年才能基本建成一個法治國家,因此,言外之意,中國現在不是個法治國家。

王德邦說:“事實上也正是如此,這些法律仲裁,包括法院起訴,最後的結果都是維護權貴一方。他們說了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他們就是法律。所以,民眾要通過合法的途徑討薪,希望獲得權力的保護,這個土地(中國)沒有提供這種途徑,否則的話,分佈在這片土地上每年幾千萬訪民,就不會這麼龐大。”

超時超強度工作被推崇為企業文化

除了討薪問題之外,企業員工還面臨一個超時超強度工作的維權問題。

雖然類似劉進自焚的事件在中國並不常見,但是社會底層的藍領階層,甚至一些白領階層員工,在公司企業片面追逐最大利潤,迫使員工在極大壓力下超出法定工作時限工作,造成員工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時有發生。

去年12月21日,“餓了麼”的外送員韓某某在超時超強度的送單途中猝死。一開始,“餓了麼”拒絕承認與死者之間存在僱傭關係,僅出於人道賠償2千元,後來在輿論的壓力下,拿出60萬平息此事。

12月29日,在烏魯木齊工作的網絡購物平台拼多多的員工張某,凌晨1點多與同事一道回家途中突然昏厥倒地死亡。 23歲的生命戛然而止。

中國企業員工,無論是藍領還是白領,都自願或者不情願地在超過法定每天8小時的規定工作。 “996”(每天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週工作6天)已經成為公司企業普遍的企業文化。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2019年4月11日在談到“996”企業文化時就曾經說過,“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今天中國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這些公司能夠996,我認為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

在“996”這種超時超強度工作環境的企業文化驅使下,企業員工只能以犧牲自身健康為代價獲得他們應得的收入,但回報給公司老闆的是財富暴增。

最新的彭博億萬富翁指數顯示,拼多多創始人黃崢的身價達到631億美元,馬雲為512億美元,騰訊的老闆馬化騰560億美元,百度的創始人李彥宏53億美元。

壓在中國工人身上的兩座“大山”

中國勞工問題觀察人士李強說,中國工人的法定工作時限是沒有保障的,因為他們身上壓著兩座“大山”。他說:“實際上,中國工人身上壓著兩座大山,一座是中共專制下的大山,通過壓榨勞工來維持中共專制精英階層的利益。另外一座大山是在中國的跨國公司。中國要發展,走強國之路,引進外國先進科技,管理經驗,就要犧牲掉勞工的利益。用勞工換取外國的資本進入中國。”

就在劉進因追討薪水未果而自焚,拼多多外送員因過勞猝死等事件引起媒體關注的時候,一項法律援助法草案在1月20日提交給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初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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