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養老體系面臨巨大壓力

幾位坐在輪椅上的年邁老人正在北京一座公園裡休息。

中國40多年前在一胎化政策下誕生的獨生子女,現在正面臨父母養老的巨大壓力。雖然中國政府最近出台養老服務建設清單,但不論是經費來源,還是家庭成員的照護培訓在現實生活中的困難,或者是養老院的魚龍混雜令人不放心,直至所謂的社區關懷電話十分不專業等...,他們不寄望國家能切實幫助到他們,甚至覺得這些官方“口說的”福利,不只是父母等不到,連他們這一輩可能也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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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養老體系面臨巨大壓力

中國國務院5月21日印發《關於推進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並公佈《國家基本養老服務清單》,以應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危機。

這份服務清單列出12類對象,提供16項公共服務的基本任務和事項。比如,針對80歲以上的老年人發放高齡津貼;對經濟困難的老人提供養老服務補貼和住宅改造成無障礙空間;一胎化家庭的老人可以優先入住公家養老機構;失能老人的家庭成員參加照護培訓,並給予職訓補貼等。

據中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億人,佔總人口的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億人,占13.50%。與2010年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個百分點,顯示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中國國家衛健委曾測算,到2035年左右,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超過總人口的三成,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

養老金儲備不足

中國資深媒體人阿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有七成省份的養老金都已經入不敷出。中國地產經濟破滅,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銳減,加上3年疫情過後,大量的醫保資金都被拿去建方艙醫院了,很多地方的醫保待遇都在減縮中。在這樣的收支矛盾下,地方政府實際上很難再有錢去為老年人提供服務或是興建養老院。

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在今年2月底的一場論壇上表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各類養老金共計11.8萬億元人民幣,佔中國GDP比重10%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達到72%。

另一份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預測,到2035年,養老金有耗盡的可能性。

阿強表示,中共中央下達的文件有分“政治任務”與“非政治任務”,比如退林還耕、建方艙醫院、打疫苗、做核酸都是政治任務;但養老建設不是政治任務,也就是說地方政府並非一定要去完成。

他說:“幫助老百姓的政策在中國從來都不是政治任務,所以很多政策下來以後,其實是沒有辦法落實的。”他說,早在數年前,國務院就已經強調要完善養老體系,“但到今天我們看不到一丁點動靜”。

阿強說,除非中央給錢,否則地方不會去做,地方政府領會中央的政策是很“透徹”的,所以對地方來講,能給中央省錢就給中央省錢,因此這項政策很難推行下去。

養老的困境

阿強並表示,中國很多地方的養老金很低,比如四川的農村,老人每個月只有120元人民幣,“連生活都不夠,要如何養老?”而有些地方即使有蓋養老院,也不是人人都住得起。以上海為例,養老院的費用每人每月5000元人民幣左右,以一個90年代退休的人來看,他的退休金比較高,每月約6000元,但住進去後每月就少掉5000元了,如果是兩夫婦就要扣掉1萬元。上海偏遠一點的奉賢區比較便宜,收費大概每月3600元,但如果是2000年後退休的那一代職工的退休金,大概就2000至3000塊錢而已,“怎麼住得起現在一個月5000塊錢的養老院呢?根本住不起的!”

阿強說,對中國而言,它的法律有規定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所以接下來的步驟,其實是子女要去負擔了”。這次國務院印發的養老建設意見通知其實也有提到,子女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政府也只承擔一部分責任。

事實上,中國在70年代末期實施的一胎化政策,加重了中國人口老化的危機,除勞動力青黃不接外,一胎化的父母現在來到了養老的人生階段,而一胎化下的子女,也正面臨著照顧父母病老的巨大壓力。

南京的獨生子女淑敏就是一個例子。她80多歲患有輕微阿茲海默症的父親在2021年4月底摔了一交,髖關節骨折,做了髖關節關節置換手術,直到現在都還不停地在各個醫院轉院復健當中。

不斷轉院

她說,按照醫保局的規定,康復病人在一家醫院的療程所能住院的時間就是20天左右,這也意味著這兩年多來,他們平均每20天就要換一家醫院去做復健,好不容易老人家稍微熟悉環境了,又要換一組醫生、護士、康復師和復健手法,全部都要重新來過。她說,對一個正常人來說,每20天換一個新環境都受不了了,何況是80歲以上、對環境有所依賴的老年人。

她說:“這個過程當中耗費了太多的精力,這個是非常磨人的,所以這個對我們家屬和病人來說,也是一個最大的傷害。”

她表示,隨著父親住院的時間越來越長,已經不只是原本骨折的問題,身體其他方面也出了問題,所以必須要去醫院跟阿茲海默症做全方位的調理與治療,不可能將爸爸送去醫療條件沒有這麼強的養老院。

除此之外,她說她有一個親戚住在南京比較高級的中法合資的養老院。據親戚所述,養老院剛開幕時,各方面的服務都非常好,但等過了三、四年之後,服務越來越差,而且收費越來越貴。該名親戚對她說:“但凡是自己有一點辦法的,能在家裡呆得住的,絕對不會選擇住養老院 。”

淑敏表示,親戚住的養老院光住宿就要每月13000元人民幣,如果請看護還要收取額外費用15000元,這樣一個月就要將近3萬元,“這對我的經濟負擔是巨大的增加”。

她表示,對她而言,她現在只想要有一個穩定健康的住院環境,不用一直在醫院間轉來轉去。她說,政府發佈的推進養老建設通知,“所有的都是正確的廢話”,如果要說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就是國家現在開始要重視養老這一塊了,因為年輕人不生,老齡化的壓力越來越大,就醫、養老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實在是不能不管了。

但她認為,對於一個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怎麼可能等到醫療養老的矛盾集中惡化到這種程度才開始去做,她說:“等你建立好了以後,我還不知道幾代人都過去了。我覺得我這一輩、我自己都等不到這個希望,這是我的感覺。”

淑敏表示,針對《國家基本養老服務清單》中的第4條高齡津貼,這個是有的,但她在父親生病住院時幫其領取才知道只有九十幾塊,不到100元,“非常少,就這麼一點”。至於第7條和第8條的護理補貼和家庭養老支持服務,實際上住院兩年多來的護工和費用,她都是自己找、自己付錢,“國家沒有給我任何補貼”。

淑敏尤其對家庭成員參加照護培訓的項目感到十分憤怒。她說以她為例,她家中就剩下她和爸爸,她的爸爸是失能者。如果她去培訓了,爸爸誰來照顧,家中的家務誰來做,就算不是獨生子女的家庭,去培訓的子女難道就不用去工作上班了嗎,尤其失能者的照護培訓必須是專業化的培訓,“等於去培訓的人其他什麼事兒都別幹了,就拿那一點點的培訓費,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家裡的問題。這種話看了就生氣,還不如你不要寫”。

欠缺專業

淑敏表示,對於第12條的探訪服務,她也有話要說,因為剛好在兩週前,她接到了居委會的關懷電話,但對方顯示的是手機號,言談間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問:“妳爸爸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問題?”讓她十分惱火,認為工作人員慰問探詢的方式非常不專業。淑敏說:“如果說你要給我心理支持,我本來還心平氣和的,你現在反而把我逗火起來。”

淑敏表示,政府現在要做的,就是把現有的慰問人員和護工變成真正的專業人士,而不是想著把家庭成員培訓成專業護工。

中國官媒新華社說,推進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是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國家戰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任務,要不斷增強老年人的獲得感、幸福感與安全感,並說到2025年,中國基本養老服務制度體系基本健全。

空頭支票

旅美中國社會學家周孝正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的老人分為兩種,一個是黨內的中央幹部,一個是黨外的一般職工,如果是中共黨員幹部的養老生活優渥,還有特權,但廣大的老百姓,尤其是農村的老人,“到老了就是等死,中國是個二元社會”。

旅美中國社會學家周孝正。(周孝正提供)

他表示,政府在實行一胎化政策的時候,曾經說過“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到了2005年改成“養老不能全靠政府”,到了2012年變成“推遲退休好,自己來養老”,到了2018年甚至喊出“贍養老人是義務,推給政府很可恥”。

周孝正說:“共產黨就騙這幫老百姓國家管養老,後來到了現在國家就不管了,因為政府這個共產黨就是有組織的詐騙集團,中國老百姓就上當了。”

他說,事實證明政府並沒有兌現當時的承諾,“政府來養老”最終淪為空頭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