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百位美國跨國大公司巨頭的熱烈掌聲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星期在美國商界為其舉行的晚宴上發表了或許是近年來最具魅力攻勢的講話，在大談尊重美國“民主制度”、無意挑戰美國的同時，習近平呼籲美國“應該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中國。”
“我們希望看到中國經濟繁榮。”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同一晚宴上呼應說。“正如我所說，我們兩國之間的貿易為美國創造了經濟機會。”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還剛剛蹣跚起步時起，美國曆屆政府就一直表示無意遏制中國，樂見中國經濟發展，直到前一屆的特朗普政府。不過，隨著中國的後來居上之勢，隨著兩國關係逐漸惡化，有關中國的繁榮強大最終是否符合美國安全利益這一涉及美國戰略目標的基本問題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習近平放棄“戰狼”做法，施魅力攻勢
習近平美國之行正逢最近的一連串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正深陷幾十年來罕見的危及。就在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舉行首腦會晤的當天，中國官方公佈的數據顯示，10月份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再度回落至榮枯線以下（49.5%），而這一指數是反映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至關重要的先行指標。此外，中國的外國投資最近幾個月連續暴跌，第三季出現了高達118億美元的赤字，這是自1998年有記錄以來的第一次。
在拜登和習近平星期三會晤前，20多名共和黨參議員本星期二聯名發表聲明，敦促拜登總統不能向習近平拋出任何經濟救生索。聲明說：“在習近平把經濟搞得一團糟之後，美國不應當把任何形式的經濟救生索拋給他……中國希望的不僅是傷害美國國家安全，而且也破壞我們的經濟繁榮。對中共來說，這沒有區別。拜登行政當局卻另有信念，這顯示它認為我們仍然能夠改變中國--這種信念是與現實脫節的。”
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地緣經濟中心副主任尼爾斯·格雷厄姆(Niels Graham)說，特別是技術領域方面，美國仍然具有很大優勢，如半導體芯片、商用發動機等等，此外，“美國還有一系列可以對中國實施限制的、可能會傷害到中國經濟的商品和產品，如果美國決策者意在如此的話。”
《紐約時報》星期四援引沒有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提供的消息報導說，在拜習會中習近平談及芯片禁令時所用的時間最長、調門最高，拜登回應稱這是國家安全問題，而習近平則認為是卡脖子。有報導說，經濟困境之中，習近平這次訪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似乎放棄了“戰狼”態度。
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國家安全問題高級研究員麗貝卡·海因裡希（ Rebeccah L. Heinrichs）表示，當中國經濟陷入困境時，美國不應伸出援手。“中國繼續以犧牲我們為代價來獲得經濟實力不符合我們的利益。”海因裡希對美國之音說。
這位安全問題專家指出，美國曾相信，隨著美中兩國以及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不斷融合，中國將會逐漸自由化，但現在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國正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繼續讓中國富裕起來，對我們的長期安全、經濟生存能力和國家主權沒有任何幫助。”
不過，也有中國問題專家指出，中國目前的經濟體量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政策的影響實際上可能已大不如前了。
康奈爾大學中國與亞太研究項目主任艾倫·卡爾森(Allen Carlson)指出，兩國都可能嚴重損害對方的經濟，但就變革性的影響力而言，“這一天已經過去了。”
約翰布魯金斯大學中國研究和國際事務助理教授大衛·布爾曼（David Bulman）說，中國對美國有大量的出口，也依賴於美國的很多技術，“但目前中國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國內驅動的。”
美國的戰略兩難--繁榮的中國和崩潰的中國都可能危及美國
自上個世紀70年代美中關係打開大門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在很多方面可謂已經發生歷史性的巨變，但是不同時代的大部分政府一直罕見地表達的同一個立場是：中國的發展繁榮符合美國利益。
前《華爾街日報》高級編輯、《超級大國對決》（Superpower Showdown）一書的作者之一鮑勃·戴維斯 (Bob Davis)指出，這一立場甚至可以追溯到美中大門打開不久後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總統時期，“在克林頓的領導下，我們第一次有了特定的語言，他在NSS（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說，一個穩定開放、繁榮強大的中國對美國很重要。”戴維斯在不久前布魯金斯學會的研討會上說，除了特朗普政府外，此後的布什、奧巴馬、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所使用了大致相同的語言。
儘管如此，中國輿論長期以來對美國遏制中國堅信不疑，一直抨擊美國不能接受中國的強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近年三月的一次講話中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特別競爭研究項目高級總監麗莎·托賓 (Liza Tobin) 在這次討論會上指出，中國的信念根植於其意識形態的長期評估，“所以我認為現在無論美國說我們不想遏制中國，還是我們真的想遏制中國，這都不過是表面現象，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立場”。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貿易專家瑪麗·洛夫麗（Mary Lovely）說，她懷疑一個更加繁榮的中國比一個經濟放緩的中國是否就更加危險，專制國家可以動用一切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根本不清楚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實際上會有利於安全，事實上可能恰恰相反。”洛夫麗在這次題為“美國的安全是否依賴於阻止中國經濟增長？（Is US security dependent on limi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的討論會上說。
約翰布魯金斯大學的布爾曼指出，顯然在兩國關係的早期美國並沒有想遏制中國，如果要遏制中國的話就不會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並建立永久的正常貿易關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質疑與中國接觸並幫助其發展是否符合美國利益，“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會導致一種安全兩難困境，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康奈爾大學中國與亞太研究項目主任艾倫·卡爾森(Allen Carlson)指出，美國的學術界長期以來也一直關注中國的崛起是否最終會不可避免地挑戰美國這個問題，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學者認為，應盡最大努力確保新崛起的國家不會變得更強大，因為當它變得更強大時就不可避免地挑戰美國，而其他學者則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一些關於全球化和深度一體化的看法，認為應讓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成為國際社會的一部分，這會而非不可能阻止中國的崛起。
2012年，美中關係當時正處多年來最為平穩的時期之一，米爾斯海默在北京接受《環球時報》獨家採訪時表示，雖然兩國關係不錯，但他一直認為，“中國不能和平崛起”，中國肯定會繼續崛起以至於成為美國的真正挑戰者，“危機肯定會到來”。
卡爾森說，他三十年來對中國的研究感覺到，中國議題往往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剛剛擔心中國成為經濟超級大國，下一分鐘又擔心中國的經濟崩潰及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我認為我們沒有明確的國家安全戰略。”卡爾森說。“我們有傾向於從一個危機走向另一個危機，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有很多危機...，我甚至不認為這僅限於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受美國嚴厲的芯片出口管制影響，阿里巴巴本星期四宣佈放棄了剝離雲端業務的計劃，此外，這一中國高科技產業最成功的企業還表示，除了對雲業務的影響，美國的芯片禁令還可能波及多個其他業務並限制公司升級技術的能力。這是中國科技公司發展嚴重受到美國限制的最新一例。
約翰布魯金斯大學的布爾曼說，美國現在正在努力阻止中國在幾個關鍵的技術領域成為第一，也看到了一定的政策效應，但是，“我懷疑這類政策在五年或十年後是否會繼續有效。”布爾曼說。“如果不再有效，我們就不知道我們的備份計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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