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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大數據之戰 中國領先了嗎?


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在貴陽舉行。(2017年5月27日)
美中大數據之戰 中國領先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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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12月20日報導稱,中國對全球貨運數據的掌控能力不斷擴大引發美國政府擔憂,後者擔心中國政府可能會利用手中的物流數據獲取商業或戰略方面的優勢。其實,不只是航運數據,中國在所有大數據領域的野心都讓美國越來越擔憂。專家指出,隨著大數據越來越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戰略商品,美中在大數據方面的競爭將會越來越激烈。不過,到目前為止,美國政府在大數據的重要性方面重視不夠。

美國對中國收集大數據的能力越來越擔憂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中國利用其廣布全球的物流網路和航運追踪系統,可以掌握到不在中國靠港的貨物,及其複雜的數據系統。報導援引航運業管理人士的話說,通過對這些數據的處理,中國可以比其他方更早發現並利用短缺、過剩和新興的趨勢。

報導特別提到中國交通部在2007年成立的中國國家交通運輸物流公共信息平台(Logink)。報導還說,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上個星期已啟動針對該系統的研究。

這只是美國對中國日漸增長的數據收集能力擔憂的最新事例。在美中大數據競爭中,目前最受美國各界關注的是佔據美國無人機市場半壁江山的深圳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無人機(DJI)。

12月16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大疆等八家中國科技公司為“軍工綜合體”,並“積極支持以生物識別技術監控和追踪中國的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特別是新疆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根據這項宣布,任何美國法人都不得出售和購買這些公司公開上市的證券及其衍生證券。一年前,大疆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限制其使用美國技術。

對美國人來說,他們更擔心大疆無人機的數據收集能力。今年10月,美國電信監管機構聯邦通信委員會委員(FCC)的委員布倫丹·卡爾(Brendan Carr)呼籲將大疆列入美國通信領域的“管制清單”,禁止用聯邦政府資金美國通用服務基金(US Universal Service Fund)的資金購買其設備。華為、中興、海能達、海康威視、浙江大華等中國通訊設備生產商都在這份管制清單中。

卡爾在一份聲明中說,“大疆創新無人機和這些系統上裝有的監控裝置正在蒐集大量的敏感數據,從重要基礎設施高分辨率的照片,到臉部識別科技以及能夠測量人體體溫和心率的遙控傳感器等,無所不包。”他強調:“我們不需要空中版的華為。”

其實從2017年開始,美國聯邦機構就擔心大疆公司可能向中國政府提供有關美國的敏感數字。今年7月,美國國防部表示,大疆無人機系統“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國防部表示,要把消除包括大疆創新在內的無人機威脅當作當局的優先工作。

五角大樓早在2018年就以網絡安全為由,不論製造商身份,一律禁止採購及使用所有現成的商用無人機。2020年,美國內政部停飛了所有中國製造的無人機。美國國會在2019年立法,明文禁止採購及使用在中國製造的無人機及其零組件。

對中國可能將大數據“武器化”的擔心還促使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6月推出了“清潔網絡計劃”,來保護美國的關鍵電信和技術基礎設施。中國的科技企業華為、騰訊、字節跳動等都受到這項計劃的影響。

大數據是21世紀最重要的戰略產品,美國政府的重視不夠

雖然如此,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量子聯盟計劃主任阿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說,美國對大數據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戰略重要性的認識還不夠,尤其與中國相比。

他說:“在如何清楚了解大數據到底意味著什麼方面,美國落後於中國。它應該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我們雖然仍然擁有比中國更多的人工智能公司,但他們正在迅速趕上。他們在開發這種能力上花費的資金也比我們現在多得多。他們知道他們的目標和目的是什麼。我們仍在考慮使用大數據或可以為某些公司,為市場營銷和其他帶來優勢,使用該技術來建立客戶群或為客戶提供服務。中國人在這個方面比我們想得更多,遠遠領先於我們。”

他強調說,數據是21世紀最重要的戰略商品,對於一個國家的實力來說,它的重要性就像19世紀的煤炭和鋼鐵,20世紀的石油。

特朗普政府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12月初在《紐約時報》撰文說,中國已成為大數據之戰的贏家。

他說,“數據相當於21世紀的石油,是推動人工智能算法、經濟實力和國家力量不可或缺的資源。這些數據的源頭是我們所有人:我們的健康記錄和基因序列、我們的上網習慣、我們企業的供應鏈流、手機、無人機和自動駕駛汽車吞噬的巨量圖像。”

他說:“在21世紀,競爭全球影響力將需要保護和利用這些數據來獲得商業、技術和軍事優勢。到目前為止,中國正在贏得比賽,而西方幾乎沒有參與。”

他說,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認識到數據在獲得經濟和軍事優勢方面的重要性方面遠遠領先於西方。他寫道:“如果華盛頓及其盟友不精心策劃強有力的回應,習主席將成功控制未來全球權力的高度。”

拜登政府曾談到過數據在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中的重要性。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今年7月在“人工智能全球新興技術峰會”上表示:“我們的戰略競爭對手將大數據視為一種戰略資產,我們必須以同樣的方式看待大數據。”但是,拜登政府還沒有出台相關的大數據的戰略。

對於大數據的管理,特別是跨境數據的管理,拜登政府只是在今年6月發布了一個《關於保護美國人敏感數據免受外國對手侵害》的行政令。觀察人士指出,到目前為止,新程序尚未投入使用。這項行政令尚未針對中國無人機、中國進入美國數據中心和生物技術實驗室或其他潛在目標作出規定。

美國智庫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主席羅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說,為了加強美國在大數據方面的競爭力,拜登政府可做的很多。

阿特金森告訴美國之音:“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他們沒有做。第一個就是不要像歐洲人那樣制定過於嚴格的國家隱私法,那會嚴重傷害我們。第二件事是製定關鍵部門的數據傳送戰略。我們的國家智慧城市戰略在哪裡?我們沒有任何答案,也不存在。我們使用和支持數據和人工智能支持製造業的國家戰略在哪裡?它不存在。關於醫學研究或保健,也不存在。政府可以從做這些事情開始。”

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認為,數據威脅到美國人的隱私、經濟競爭力、國家安全和未來的全球地位。這將是對美國2022年對華政策的重大考驗。

習近平的大數據野心--世界最強數據掮客

但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不同。用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的話說,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自上台以來一直致力於讓中共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數據掮客”。他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北京一方面對外封鎖中國的數據,另一方面通過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獲取其他國家的數據。

習近平對大數據的重視體現在他的多次講話中。2013年7月,就任中國國家主席不久的習近平就表示: “浩瀚的數據海洋就如同工業社會的石油資源,蘊含著巨大生產力和商機,誰掌握了大數據技術,誰就掌握了發展的資源和主動權。” 他甚至將大數據列為中國經濟的另一個基本要素,與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並列。

幾年來,中國不僅推出了完善的國家大數據發展戰略--最新的戰略包括11月底公佈的《“十四五”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而且還確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加大對數據的監管,確保大數據服務於中共的利益。2017年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今年9月和11月,北京又分別實施了《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要求任何組織盡量減少收集個人數據,但給予政府對數據的廣泛訪問權限。

北京對全球最大的網約車公司滴滴出行的審查就是中共對外封鎖自己的數據的最好例子。這也是中國首次公開宣布啟動針對企業的網絡安全審查。

7月2日,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監管機構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突發公告:為防范國家數據安全風險,維護國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將對“滴滴出行”實施網絡安全審查。為配合審查工作,期間“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戶註冊。這距離6月30日,滴滴赴美上市僅僅三天的時間。

7月4日,國家網信辦再發聲明:根據舉報,經檢測核實,“滴滴出行”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問題。網信息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相關規定,通知應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應用。

隨後網信辦等七大部門更進駐滴滴,展開網絡安全審查。自此滴滴在美國的股價一瀉千里,市值也腰斬。12月初,滴滴宣布啟動在紐約證交所的退市手續,準備改在香港上市。

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赫爾曼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打壓滴滴出行就是為了控制背後的大數據。滴滴出行是中美大數據之爭的犧牲品。

他說:“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數據、他們的Uber是關於乘客、關於他們的目的地、他們來自哪裡,又要去哪裡的信息。他們將所有這些視為對美國情報部門有用的相關的數據,讓美國占上風的數據等等。他們非常了解數據的有用性,即使是那些看似無關的數據,也可以構建日常圖片。”

根據滴滴的招股書,自2020年3月31日至2021年3月31日,滴滴在中國擁有3.77億年活躍用戶和1300萬年活躍司機。

在這不久後,7月10日,國家網信辦發布《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下稱《意見稿》),《意見稿》顯示: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

據稱,這條法規的依據就是6月公佈的《數據安全法》。《數據安全法》今年9月正式實施,其中引入了國家核心數據的新概念,將其定義為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或重大公共利益的數據,受到更嚴格的監管和保護。它廣泛適用於並將影響在中國境內或與中國開展業務的、參與處理任何類型數據的所有實體, 包括在中國經營的外國公司。除非獲得政府主管部門的批准,《數據安全法》要求中國境內的組織和個人不得向任何外國司法部門和外國執法部門提供存儲在中國境內的任何數據。

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說,這對在華經營的外國公司產生了巨大影響。他說,這些公司的中國數據不僅必須留在中國供政府訪問,而且北京現在要求控制這些信息的去處,例如是否可以發送到自己的總部、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企業實驗室,或者一個已提出執法或監管要求的外國政府。

與此同時,中國以各種方式努力獲取外國的數據,這些行動包括入侵跨國公司數據庫,在外國大學和公司開展“人才招聘”計劃,收購了外國公司等。

博明說,中國現在包括以前在數據上的做法就是,“我收集數據,你放棄你的數據”。他說,華盛頓對中國在大數據上的野心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他說:“大數據在中國野心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我們自己的數據在實現這些野心的過程中被濫用的方式,卻落入華盛頓的視野盲區。”

對習近平來說,大數據除了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因素之外,也是他維持政治控制的關鍵。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量子聯盟計劃主任赫爾曼認為,中國掌控大數據的能力尤為可怕。他說,中共將人工智能用於社會和政治工程,獎勵服從和懲罰異議,並將其社會信用體系輸出到其他威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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