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真實的鄧小平－－評傅高義《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
作者：方勵之
（原載《紐約書評》雜誌，2011年11月10日出版。《紐約書評》雜誌特許美國之音中文部翻譯發表。Fro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opyright c 2011 NYREV, Inc.）
假如一項科學實驗揭示了一種新現象，科學家會感到高興。假如一項試驗沒能顯示科學家事先預計的東西，這也可以算是一種值得分析的結果。讀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一書，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這種“預計之現象未現”的感覺。“人權”這個詞沒有在書後的索引中出現，而這種豐略並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這本書的一個特色就是系統性地不考慮人權問題。
毛澤東在1976年9月死去。從1979年直到他1997死去之前的幾年，鄧小平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及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雖然有時候名義上不是。在中國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們知道鄧小平，主要是因為他在 1989年決定調遣野戰軍開著坦克進入北京市中心，進行人們後來所說的“天安門屠殺，” 即血腥鎮壓在天安門廣場及四週進行和平抗議的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全世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對鄧小平的決定持有不好的看法。在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說：
“擋在坦克前的人被碾過去了。中國的統一要比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坦克調遣到那裡對付那些人。這不是開玩笑。我就要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確保這國家的一部分不會給拿走。”
鄧小平所樹立的屠殺有用的榜樣，卡扎菲可說是心領神會。
哈佛大學榮休社會科學教授傅高義在書中用了豐章來重述天安門屠殺的事情。他給那一章取的題目是“天安門悲劇”。在那一章的結尾，他小心謹慎地（而且似乎也是頗為苦惱地）一一探討了人們可能會評價那一“悲劇”的各種看法。最後，傅高義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我們可以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的20年裏，中國享有了相對的穩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驚異的經濟增長。．．．與1989年相比，當今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可以獲得來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國人的教育水平和壽命持續快速增長。跟上一個世紀相比，由於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中國人如今對中國所取得各項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這些話顯示了傅高義基本上讚同中國共產黨宣傳部在過去20年裡一直在宣傳的論點，即“穩定”和經濟發展證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天安門鎮壓是合理的。每當外賓或外國記者提出天安門屠殺的問題，中共領導人的回答都是始終一貫的：假如鄧小平沒有採取“果斷的”（也就是殺人的）措施，中國社會就不可能獲得後來的穩定，中國經濟也不可能繁榮。
然而，中國政府這套宣傳的另外一些方面則顯示，即使是這種論點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這套東西。假如鄧小平的“果斷行動”真的是導致了經濟增長，而中國人民也清楚這種因果關係。那麼，人們就應當看到，中共的宣傳部門會大力宣講“天安門鎮壓”。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過去的這些年裡，中國官方形容當時的屠殺事件的說法不斷縮水。一開始是說“反革命暴亂”，然後是“動亂”，再後來是“風波”，最後是“折騰”。中共領導人很明白，當時發生的事情是他們歷史紀錄上的一個極端醜惡的污點，於是，他們急於讓世人儘快忘記那些事情。
那麼，中國享有了“穩定”的說法又該怎麼看呢？當時的鎮壓真的是帶來了穩定了嗎？難道事情就像傅高義所說得那樣，跟以往相比，“中國人如今對中國所取得各項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嗎？假如確實如此，為甚麼中國政府現在需要耗費巨資（據報導其數額之高超過中國全部軍費）來用於所謂的“維穩”，以便遏制和鎮壓抗議、示威和其他“群體事件”呢？
不過，為了辯論，我們姑且假定天安門鎮壓確實是導致後來的穩定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後，我們依然需要問一個問題：為了穩定和經濟增長就可以動用天安門屠殺那樣的殺傷性力量嗎？這裡牽涉一種基本的人權原則，既不能用暴力的手段來剝奪一個群體的生命（即使那個群體是少數人）來服務於另一個群體（即是那個群體是多數人）的物質利益。
1984年4月27日，羅納德•里根總統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發表演說。他說：
“我們對自由的渴望導致了美國革命。那是爭取人權和獨立、反抗殖民統治的第一次大起義。我們當時知道，假如我們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獲得自由，我們每一個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們也知道，假如我們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護，我們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國的媒體當時只是部分翻譯了里根總統的演說。但對很多中國人來說，裡根總統的那些話讓他們第一次接觸到現代的人權觀念。傅高義的書讓人只有兩種可能的解釋，這就是﹕要麼書的作者不認同這種人權觀；要麼他對中國和美國是雙重標準。
傅高義認為鄧小平的“使命”是讓中國“富強”，但他對鄧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國的富強問題沒有多少話說。中國的富強會類似於美國嗎？類似於英國嗎？類似於日本嗎？類似於新加坡嗎？或者，中國要開創一種全新的富強模式嗎？
傅高義寫道，“在1978年，鄧小平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藍圖可以讓人們富裕起來、讓國家強盛起來。”
這句話需要分成兩半來理解。這話的前一半是正確的。遲至1980年代中期，人們還是難以看到鄧小平有甚麼藍圖。但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傅高義這句話的後一半。這一半有一個暗含的答案，這就是鄧小平最終關心的是讓“人們”獲得財富，讓“國家”獲得強盛。就像現在的傅高義一樣，當時很多中國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相信這一點，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實卻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的“富強藍圖”開始出現。傅高義在書中用了四頁的篇幅講述中共十三大，卻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項關鍵性決定，即所謂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政策。所謂的“中心”是“發展經濟”，兩個“基本點”則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
發展經濟和“改革開放”政策扭轉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政策，因此被認為是進步的，受到了中國國內外的歡迎。但關鍵問題是鄧小平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１）社會主義道路；２）無產階級專政；３）共產黨的領導；４）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這四項基本原則當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項。於是，鄧小平給中國帶來的“變革”（傅高義語）早已經讓其他的變革變得毫無意義。第三項基本原則是理解鄧小平所設想的“中國富強”的關鍵。那項原則也為“改革”和“開放”究竟能走多遠劃定了界限。
就“開放”而言，傅高義告訴我們，“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中國人）可以獲得來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
我不禁想問，“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這種說法是否立得住。我現在想到了唐朝時期的中國（公元618至907年）。當時，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四處傳播，最終成為中國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國又如何呢？在美國國務院最近發表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當中，中國被列為世界上宗教自由紀錄最惡劣的八個國家之一。
傅高義正確地指出，“開放”政策當中的一個時髦說法是跟外部世界 “接軌”。但這種接軌幾乎全部是商業和出口的接軌。在報紙和電視方面，中國跟西方國家、台灣或香港沒有多少接軌。這方面的軌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實際上跟毛澤東時代幾乎毫無二致。互聯網在中國成為一個重要的、新的信息來源，但這種信息來源的形成並不是得益於政府的政策提築，而是政府的打壓政策未能築效。在鄧小平還在掌管中國的時候，中國政府推出了第一批管卡中國互聯網的限制措施。
中國當局如今對互聯網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門，從過濾屏蔽巨量的“敏感”詞，到對整個一個地區實行斷網幾個星期幾個月。在2008年北京舉辦第二十九屆夏季奧運會期間，中國當局為了自己的國際形象一度暫時放鬆了互聯網管制。但奧運會結束之後，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復。十分清楚的是，鄧小平心中的“接軌”從來不包括國際社會視為人權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鄧小平政策當中的另一個關鍵詞“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觀察家指出，自鄧小平時代到現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國當局不可動搖的原則。（傅高義選擇不直截了當地說出這一點，但在題為“被改變的中國”的最後一章裡，他間接地承認了這一點。他在那一章列舉了一大串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所發生的變革，但其中沒有一項牽涉政治體制民主化。）於是，堅持黨的獨裁地位也就使鄧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在軍事方面，傅高義書中有一章，題目是“軍隊：為現代化做準備”。但是，這裡的“現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裝備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對軍隊的控制之類的事情。中國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中國人民解放軍並不是一支國家的軍隊，而是一支中共的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靠全體中國人民所繳納的稅款養活，但中國人民解放軍只是聽命於中央軍委，而中央軍委是中共的一個機構。到了關鍵的時候，如1989年，中國豐民解放軍保衛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國民的利益。鄧小平從來沒有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但在1980年代關鍵時期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他很知道佔有軍隊最豐職位就可以凌駕全國。
在教育方面，鄧小平時代最初的一項改革就是重新開放中國的大學。中國大學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關閉。傅高義解釋說，世界銀行對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的頭一批貸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許多方面。由於這些原因，一些人便認為鄧小平從總體上說是“支持教育”的。但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鄧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種手段，其目的是實現他心目中的現代化，而不是給中國社會帶來廣泛的好處。他知道他需要經濟和技術的專業知識來搭配中國廉價的勞工。但對兒童的教育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從 1980年代開始，千百萬來自農村的民工涌入中國的城市。他們在建築、衛生和其他體力勞動行業出售他們的勞動。他們使鄧小平有可能成就其“經濟奇跡”。但是，在中國政府的戶口登記制度之下，他們依然是農村人，不能享受城裡人的各種權利。他們的子女即使是在城裏出生，也不能登記為城市居民，因此也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樣就學。
順便說一句，這種戶口登記制度並非中國的發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入侵中國的日本人引入中國的。日本人當時是要阻止中國人口優動，以便防止民間的抗日活動擴散。（中文裡稱呼專門管戶口登記的“派出所”一詞就是來自日文。）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鄧小平這位所謂的“教育改革者”一直堅持這種戶口登記制度，不管它給教育帶來甚麼後果。他的後繼者也是照樣堅持。傅高義在其書中有一次提到了這種戶口登記制度，說來到城裡的農民“試圖偷偷地跟親友住在一起”，導致中國領導人擔心“大批的農村移民會讓城市的服務設施不胜負荷，城市難以為他們提供住房、就業和子女教育。”
在個人自由的擴展方面，鄧小平時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澤東時代大不一樣。在毛澤東統治下受到殘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後獲得了喘息，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個人空間也有顯著的擴展。在我所從事的科學領域，僵硬的意識形態有所鬆動，科學家們不再必須用馬克思的《數學手稿》做教本。那本蘇聯出版的小書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紀的標準也已經過時。毛澤東死後，所有的人一律穿藍色衣服的景象開始消失，人們衣著的不同顏色和樣式開始出現。羅曼•羅蘭的《讓•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爾•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之類的書獲得解禁。人們一度還可以偶爾地（如在1979年民主牆期間）公開批評政府。
但鄧小平為甚麼要脫離毛澤東式的獨裁統治呢？他是出於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嗎？或者，他是看到中國社會正在覺醒，要求更多的變革，於是便採取實用的策略，以便讓中共得以繼續控制中國社會嗎？
很有趣的是，在判斷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可以說得天獨厚，因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現在中國的大學校園裡，而我在大學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項自由的進步都是學生和教師奮力爭取得來的，而不是中國當局自上而下賜予的。鄧小平只要出面，他所發揮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擴散。他在1979年對民主牆的鎮壓明確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線，這就是絕對不允許人們哪怕是稍微侵害一點他的權力。他在1983年發動的“反精神污染”運動甚至涉及到了女學生的穿著打扮。
在經濟方面，這可以說是鄧小平政策成就最明顯的領域。對此傅高義說了很多。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上升為世界第二，中國持有一萬一千七百億美元的美國債券，等等等等。西方國家近來處於金融危機陰影之下，很多西方觀察家因此便誇大了中國的成就。然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國的GDP 依然是台灣的四分之一，韓國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主要是其有競爭優勢的廉價勞動力製造的低價位產品。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有過這種GDP優勢。在1820年，在清朝時期，中國基本上是農業經濟，中國那時的GDP六倍於工業化的英國。但英國有炮艦。所以，鴉片戰爭一來，英國便打敗了中國。
中國政府喜歡聲稱推行了一個最偉大的經濟發展項目，讓上億人脫離貧困，而這種改善窮人生活的經濟大發展是史無前例的。一些西方人有時也會跟著中國政府這樣說。傅高義告訴我們，由於“中華帝國自漢代形成以來的兩千多年中所發生的最根本性的變革”，“與1989年相比，當今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舒適得多。” 在這種說法當中，“貧困”、“饑饉”之類的詞語從來沒有足夠精確的定義，可以讓研究者對歷史各個時期進行定量的測量評估。這種情況導致一些不熟悉中國歷史的人以為，中國兩千年的歷史就像是今天的索馬里。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中國歷史上確實有很多貧困和饑饉的紀錄。但從定量化的角度而言，很難說中國的貧困和饑饉平均而言比世界其他地區更甚。那種認為中國兩千年的歷史就是長期的貧困的看法跟我們所知的人口增長和下跌狀況不符。戰爭和外敵入侵常常導致人口下跌，但在和平時期，人口總是快速增長。毛澤東在1959到1962期間製造的大饑荒導致三千萬或四千萬人死亡。那場大饑荒向我們顯示，在飢荒時期，懷孕率大幅度下跌，人口增長放緩，甚至停止增長。和平時期的人口增長是中國長期歷史當中的典型現象，說明貧困饑饉不是主流現象。說鄧小平推行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消除貧困和饑荒的項目，這種說法不過是一種政治誇張宣傳。
另外，所謂的鄧小平讓億萬人“脫貧”說法也是本末倒置的。在毛澤東之後的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億萬中國人的苦力勞動。中國的勞工沒有工會，沒有自由的新聞媒體，沒有中立的司法，沒有美國人所享有的“職業安全和健康管理豐”規章的保護。出大力的完全是億萬中國勞工。中國的億萬勞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境況，更是改善了共產黨權貴的生活，許多權貴們的奢華直上雲霄。世界銀行發表的數字顯示，測量人口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鄧小平推行其改革前是0.16，現在則達到了0.47，接近於最高點．這種巨大的變化跟“億萬”中國人沒有多少關係，倒是跟鄧小平在改革開始的時候說的一句話很有關係。鄧小平當時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鄧小平從來沒有明確說明他究竟是想讓哪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讓中國人自己去猜。就我個人而言，1980年代後期發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驚訝的事件，讓我徹底清楚地明白了鄧小平葫蘆裏到底要賣的是甚麼藥。
1987 年1月，我在合肥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鄧小平政權認定我帶頭提倡“資產階級自由化”，於是把我開除出中國共產黨，並把我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無論我走到哪裡，即使是我到外國參加學術會議，也受到監視。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亞珀斯參加第五屆廣義相對論格羅斯曼研討會。然後，我到堪培拉、悉尼、墨爾本和其他地方走訪了一些大學。我所到之處談的都是物理學。但一些中國留學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請我談中國的事情。在堪培拉，他們問我，我對大學校園裡學生們用來提出問題、表達批評的小字報怎麼看。我盡力講述了我所看到的東西。我記得看到一張小字報說，“一些中央領導人或他們的子女在外國銀行有存款賬戶。”
我還沒离開澳大利亞，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開始打電話給我，向我報告了驚人的消息，說鄧小平通過中共的渠道發話了，說是方勵之說甚麼“外國銀行存款賬戶”，這是對他的誹謗。這些朋友說，鄧小平準備對我提出起訴。聽到這些話，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個留學海外的中國學者和學生都有外國銀行賬戶。這種事情盡人皆知。說有人有“外國銀行存裡賬戶”怎麼就能構成誹謗呢？而且，假如鄧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徑。大家都知道，在中國，黨的權力超越法律，而鄧小平又在黨的權力的頂尖，他何必動用法律呢？對他來說，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辦法多得很。
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後，在政府內部有熟人的朋友堅持說，鄧小平正在準備跟我打官司。他們告訴我說，中共內部通知說，方勵之的誹謗將 “通過法律解決”。但我還是不能相信，直到銷量超過《人民日報》的《參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並且詳細地說明了我的哪些話如何構成了誹謗。
這下子氣氛真的是緊張起來了。一些謠言開始四處流傳，說是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即將對我發出傳票。一些當律師的朋友開始提出要為我組織法律辯護團隊。《參考消息》的一些讀者給我發函，告訴我應當在法庭上如何為自己辯護。一些人還主動開始收集中國高級官員及其子女在外國銀行的帳戶信息，以便讓有關的事實充當我的辯護。一些外國記者聞到了風聲，變得非常激動起來。鄧小平要跟方勵之對簿公堂？太棒了，這絕對是一個大好的新聞標題！
但法庭的傳票始終沒豐送達到我這裡。到了豐年的11上旬，中共中豐統戰部的一個高級官員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說，我不會吃官司。她說，我不會吃官司是因為中國駐聯合國使團的一個律師對鄧小平解釋說，方勵之沒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誹謗官司沒法打。
我當時進行了一番反思，終於明白了鄧小平或許並沒有白費力氣。他很可能達到了他一開始就想達到的目的。他所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學生在小字報中所說的“中央領導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對豐人公開提出這種事情超敏感。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有這種想法。假如他們有了這種想法，他們就應當明白, 這種想法必須悶在肚子裡，絕對不能說出口。
鄧小平怎樣才能讓人們明白這一點呢？對我提出法律起訴看似毫無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擴散全國，就能產生一種強力的震懾恫嚇效應。鄧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長而豐富的職業生涯中有很多這種精明算計的例子。傅高義雖然寫了一本745頁的書講鄧小平，但似乎是不知道鄧小平還有這一套。
西方的一些觀察家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鄧小平一方面如此積極地推進經濟改革，另一方面卻如此頑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鄧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實這裡根本就沒有甚麼矛盾。鄧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讓跟中共有關係的權貴精英獲得財富，一方面則保護中共的權力。動用黨的軍隊鎮壓威脅中共權貴的財富和權力的學生抗議，這跟鄧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則完全一致。
傅高義的書的一個好處是收集和組織了大量的材料，顯示了幾十年來中國上層的權力鬥爭。我們由此得知鄧小平如何運用計謀保護自己的同黨，如何瓦解他的敵手；他如何失勢，得勢，再失勢，再得勢，最終上升到中共王朝第二代的權力頂峰。傅高義收集的材料對研究中國高層權力鬥爭的人會很有用處。
但這些事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顯明了中共體制內如何通過內部利益集團的競爭過程來選擇高層領導人，而這些過程跟那些利益集團之外的中國人民沒有多少關係。因此，那些上升到權力高層的中共領導人一心一意為權貴們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這一點也不會讓我們感到意外。我們不能指望如此選出來的領導人會關心普通的人民，會在乎怎樣做事才會對中國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