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疆棉花”和維吾爾人權問題在社交媒體上的持續發酵以及北京在美國社交媒體上不斷升級的宣傳，美國科技界領袖和專家對矽谷社媒公司提出警告，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像“飛進充滿誘惑的捕蠅草，一旦進入就很難掙脫”，社媒巨頭如果“屈從於金錢將讓民主社會的信息流通付出巨大代價”。有專家甚至稱一些社媒企業已淪為“中共的第五縱隊合謀”。
星期二（4月6日）美國風險投資家、貝寶（PayPal）聯合創辦人也是臉書董事會成員彼得·泰爾（Peter Thiel）在智庫尼克松基金會主辦的一場網絡論壇上談到了矽谷科技公司與中國的問題。
泰爾：社媒巨頭淪為“中共第五縱隊合謀”
泰爾認為應該“以敵對的方式看待中國”。他說他與穀歌人工智能團隊進行過交流，發現谷歌團隊對他們的技術是否被用於新疆的勞動集中營並不關心，也從不過問。“他們一廂情願地假裝一切都很好。。。這些（技術領域）的佼佼者實際上成為中共的第五縱隊合謀（CCP fifth columnist collaborators）。” 泰爾說。
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量子聯盟計劃主任赫爾曼(Arthur Herman)表示，俄羅斯的虛假信息曾在美國產生很大影響，但“中國在操縱信息的方式上越來越老練。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赫爾曼表示，媒體對中共批評聲音的過濾“將讓我們在未來幾年付出巨大代價。” 他指出最近關於中國的三大故事：新疆、香港以及新冠疫情，在一些美國主流媒體上的報導很少。“我認為他們不是缺乏好奇心，而是知道如果對這些問題刨根究底會減少他們的商業廣告收入”。“媒體責無旁貸，如果你濫用自己的權力，由於與中國有密切的經濟關係而壓制、減少對中國不利的報導，我們將在未來的幾年中付出代價。” 赫爾曼說。
赫爾曼認為媒體與中國的生意往來就像捕蠅草，“看起來很具誘惑，市場很大且有很多參與機會，可一旦進去就很難掙脫。對於媒體公司尤其如此。”赫爾曼說，想像一下，如果當年冷戰期間，美國媒體和蘇聯或其企業有廣泛的財務往來，那麼美國將很難獲得有關蘇聯的真實信息。
北京宣傳升級，臉書員工抵制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官媒央視下屬的環球電視網CGTN在臉書上擁有超過1.15億粉絲，粉絲量位居世界第四，超過了可口可樂和流行歌手蕾哈娜。儘管美國主流社交媒體平台在中國受到封鎖，但北京卻成為該平台的主要使用者，通過廣告將其政治敘事傳播給海外數億人。
從宣傳新疆的田園生活和舞蹈，到對西方產品的抵制視頻，中國政府一直在使用不同的方式來抵制如H＆M和Nike等零售品牌，來報復西方對於其新疆人權問題的批評。這些品牌對新疆的強迫勞動表示擔憂，並停止使用該地區生產的棉花，卻很快發現他們輸掉了中國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場。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指出，有臉書員工在內部留言和討論中對該公司正被用作國家宣傳的渠道表示擔憂，他們反對公司允許北京在其平台上進行“快樂維吾爾人”的宣傳，展示維吾爾人在新疆地區“蓬勃發展”的讚助帖子。
報導援引知情人士稱，臉書管理層正在觀察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如何應對新疆局勢。聯合國本週呼籲與新疆有業務往來的公司對其業務進行“深入的人權盡職調查”。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國際網絡政策中心上月就中國在新疆問題上的宣傳發布了詳細調查報告，指出自2020年初以來，中國政府和官方媒體利用美國社交媒體網絡來推動其政治敘事和關於新疆的虛假信息數量急劇增加。
報告同時指出北京常見的做法，中國政府利用一系列隱秘和公開的賬號在美國社交媒體平台上進行政治敘事，包括其外交官的推文，官媒的社交媒體賬號，支持北京的有影響力人士等互動來放大誤導性的敘述並散佈虛假信息。
今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網信辦主任莊榮文強調“不論什麼性質的平台，不論什麼傳播形式，都要把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和價值取向放在首要位置。”
社交媒體與政策制定者應共同應對北京
面對北京的威脅和各界的質疑批評，一些矽谷社媒公司今年初採取了在技術上的防禦措施。彭博社報導，谷歌和臉書本周宣佈出資建造一條連接美國和新加坡的新型跨太平洋海底光纜，以繞開傳統的經過南中國海的線路，旨在用這種新方法警惕和遠離中國。
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奧德加德(Liselotte Odgaard)呼籲用更廣泛的國際眼光來看美國社交媒體巨頭的行為。她認為虛假信息應是廣義的，“不僅包括中國的，還包括推動虛假信息的高手俄羅斯。”而其在人權問題上的危害也是廣泛的，它將破壞自由世界秩序，奧德加德說。
奧德加德表示，歐洲一直在推動美國科技巨頭對包括中國宣傳在內的虛假信息傳播做出更多回應，例如自願共享信息，用戶可以標記虛假信息活動並發出警報。歐洲建議採用更嚴格的多種方法，包括對內容監管者進行更新且足夠的培訓，以及對自動化內容進行人權影響評估，提高對用戶追踪和配置的透明度，以及禁止用戶在沒有內容的情況下跨設備和服務遷移數據。
奧德加德表示，部分監管措施美國科技公司不願意做，因為這將影響他們的算法系統，進而影響他們的數據治理及其在市場的主導地位。從企業盈利的角度來看，這不是他們想要的。
此外，專家們認為也應從立法上著手應對北京的宣傳。
牛津互聯網研究所研究員、牛津大學高級講師布蘭克(Grant Blank)指出，美國社交媒體有較低的准入門檻和強大影響力，“它簡單又便宜，人們可以在社媒平台上做許多事，即便小型組織也能發揮巨大影響。。。因為社媒可以輕易吸引大量人士，所以你面臨各種不同程度的責任問題”。
布蘭克指出，美國《通信規範法》中的230條款長時間來為社交媒體提供了保護，讓他們無需對用戶在平台上發表的言論負責。
哈德遜研究所的赫爾曼表示，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人，越來越多人認為，是時候喚醒社媒公司了。“是時候喚醒社媒公司，挑戰230條款。。。讓他們負起責任。。。否則他們連對外國政府的虛假宣傳也無需負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