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維權律師余文生被以“煽顛罪”秘密審判後，家屬和律師反复要求會見余文生，但是案件所在的徐州市和江蘇省政法部門不予理睬。在新型冠狀病毒嚴重疫情下，余文生的妻子許艷更希望了解丈夫身體狀況。無奈之下，她上書北京市“父母官”。不過，對結果並不抱什麼希望。
許艷星期一對美國之音說：“我是昨天（3月15日）通過EMS 寄出的，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回覆，經過兩年多的維權經歷，他們回覆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兩年來我給徐州市和江蘇省，包括中央的最高檢察院和法院，全國人大、公安部三級的政府部門和監督部門，都寫過申請監督的材料，幾乎都沒有一個回覆的。”
余文生，北京市人，維權律師，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後，7月30日，他控告公安部及部長“違法拘捕公民”。余文生還曾代理多起法輪功學員案件，支持香港雨傘運動，2018年被當局註銷律師證。 2018年1月19日，他被北京石景山區分局強行帶走，後遭徐州市公安局監視居住，並轉徐州看守所關押。 2019年5月9日，徐州中院秘密開庭，以涉嫌“煽顛罪”審判余文生。
許艷3月15日在致北京市市長，7位副市長以及秘書長的信中說，余文生被抓2年多期間完全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一次都沒有得到辯護律師會見，被剝奪獲得辯護律師的權利。疫情之中身體是否健康？是否遭到酷刑？家屬毫不知情。被徐州市中法秘密開庭，嚴重超期羈押、久拖不判，違反中國法律規定。
許艷信中還說：“我突然意識到，余文生律師是北京市民啊，我怎麼一直沒有去請北京市政府，自己的衣食父母官幫助呢？北京市自己的市民，受到不公與欺壓，已經失去自由2年多了，竟然忘了告訴北京市政府。”
謝陽是余文生的律師，針對余文生案的現狀，他對美國之音說：“如今這個案件開啟了中國司法是上的一個惡例。到目前為止，余文生家屬（許艷）委託的辯護人，無法經常地履行職責。案件到了檢察院，後到法院，家屬聘請的辯護人第一時間向檢察院，也是第一時間向法院遞交了辯護手續。但是法院和檢察院，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拒絕家屬聘請的辯護人，其理由是余文生律師已經自己聘請了辯護人。”
不過，謝陽說，按照有關司法規定，“嫌疑人和被告人要解聘律師的話，律師有權利去看守所當面會見（當事人），以確定事情的真實。但是很遺憾，檢察院、法院以及看守所，一直拒絕讓律師核實這一情況。”
許艷和謝陽介紹的上述情況顯示，律師和家屬所依據的是中國現行法律法規，希望在中國現行法律框架下解決余文生案問題。即使京官們可能不會回應，許艷依然執意再次上書。
許艷對美國之音說：“基本上沒有效果，但是，作為余文生的妻子，我不放棄為余文生律師維權，我會通過各種方式方法維權，他們（當局各級）是不是依法做，做不作為，那是他們的事情。違反法律規定，不去監督的，也不是余文生的者一起個案。但是，如果每個人都依法去努力，去爭取，我認為，對促進法治和公平正義，多少會起到作用。”
中國徐州法院除簡短公佈對余文生煽顛罪不公開審判外，並未公佈後續相關司法進程，繼而導致家屬如今希望通過北京市政府的外來介入。余文生案審理的不透明引發一系列輿論關注。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支聯會等多個中國人權團體，都曾就此舉行過聲援活動，抗議對中國維權律師遭受打壓，要求落實中國現行法律，增加案件透明度。
德國總理默克爾曾會見過余文生妻子許艷，另外，美國、荷蘭等多個國家也曾呼籲中國當局釋放余文生，但是都“未見響應”。國際媒體對余文生案件的查詢更是無法完成，余文生案等因此成為外界觀察中國司法人權狀況的一個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