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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病毒疫情衝擊中國威權統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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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抗議活動仍未平息之際,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他推崇的“中國模式”又迎來了另一場危機。這場關乎廣大群眾生命的公共衛生危機所帶來的挑戰更加嚴峻,而且發生在中國內地,且範圍已涵蓋整個中國。

1月30日,中國各門戶網站刊登了《新京報》報導的中國醫學研究人員在美國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發表的有關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學術報告。報告稱,早在去年12月中旬,新型冠狀病毒就已經在密切接觸之間傳播,也就是所謂的“人傳人”,而且在1月1日到11日期間,已有多名醫務人員感染。這份研究報告的作者來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武漢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單位。

報告還指出,到1月22日前,武漢已有425例實驗室確診病例,遠超武漢衛生與健康委員會(武漢衛健委)公佈的病例數。此外,研究人員發現,在1月1日前55%的病例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而在那之後,僅有8.6%的病例與海鮮市場有關。這意味,如果新型冠狀病毒源頭來自這個海鮮市場的話,那麼1月1日以後,絕大多數病例都是二代甚至三代傳染。

武漢市中心醫院2020年1月25日上傳到社交媒體上的照片顯示醫療人員正在照顧患者
武漢市中心醫院2020年1月25日上傳到社交媒體上的照片顯示醫療人員正在照顧患者

這一披露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強烈反響。署名“王王王立銘”的浙江大學教授王立銘在新浪微博上發帖說,“我已經出離憤怒,不知道說什麼好了。。。這是我第一次實錘看到明白無誤的證據,新冠病毒人傳人的證據被有意隱瞞了!!!”

互聯網上流傳著一種說法,即最初發現病毒和疫情的武漢疾控中心人員和病毒研究人員曾經向北京彙報,但處於各種原因未能得到重視,於是只能向國際期刊發文章,從而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美國之音無法獨立核實這種說法。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1月31日發表回應稱,論文提出的2019年12月即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生了人際傳播的觀點是“基於對425例病例流行病學調查資料做出的回顧性推論。”

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那篇文章不僅詳細列舉了資料,也排列出了反應疫情發展事件的先後順序。由此推斷,最晚在1月3日前後,至少內部專家已經確定新型冠狀病毒具有高度傳染性和致病性。但中國官方真正對外披露是在1月20日習近平在雲南發表了強調“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和社會穩定及輿論導向的講話後。當晚,中國知名呼吸道疾病專家、2003年抗擊“非典”領軍人物鐘南山結束武漢考察後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肯定存在人傳人,並披露有14名醫護人員感染。

“這曝露出這個體制的某種剛性和脆弱性,”《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對美國之音說,“所有事情都要由各個領導小組來決定,基層完全沒有應變能力,或者說有應變能力也不敢應變。”

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接受央視專訪時至少把未能及時公佈疫情的部分責任歸咎於北京。他說:“作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獲得資訊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人不理解。”

湖北省武漢市市長周先旺1月17日接受央視採訪(截屏)
湖北省武漢市市長周先旺1月17日接受央視採訪(截屏)

不僅沒有及時披露疫情的資訊,當局反而懲戒了八個“在互聯網發佈不實言論”的人。事後證實,這八名“散播謠言”的人恰恰都是一線醫務人員。所謂不實言論只是把與SARS病毒高度相似的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重症肺炎稱為SARS。據《南方都市報》報導,其中一名被訓誡的醫生是武漢是中心醫院的李文亮,他本人和父母都先後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在習近平發話後,中國最高法院在官方微博上發文,似乎有意給這八名“散播謠言者”平凡。文章說,“試圖對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實的資訊都進行法律打擊,既無法律上的必要,更無制度上的可能,甚至會讓我們對謠言的打擊走向法律正義價值的反面,成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為削弱黨的群眾基礎的惡性事件,成為境內外敵對勢力攻擊我們的無端藉口。”

世界衛生組織(WHO)1月30日宣佈,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認定疾病可的跨境傳播對其他國家構成公共衛生風險。這一決定意味各國可自行決定是否關閉邊界、取消航班,以及對從中國入境的人員進行排查甚至拒絕入境。

這標誌疫情局勢的進一步升級。美國國務院隨後把前往中國的旅行警告提升到最高的四級,建議美國公民不要前往中國。日本也效仿,建議本國公民不要前往中國。新加坡則完全禁止任何從中國前往該國的人員,包括外國人。連俄羅斯也關閉了4000多公里中俄邊境上25個通關口岸中的16個。

與此同時,北京派出的督查組開始到各地檢查疫情防控工作。在湖北省僅次於武漢的第二疫情高發區黃岡,該市衛健委主任唐志紅成為替罪羊,被批“一問三不知”,隨即遭到免職。對於被免職,黃岡衛健委主任唐志紅說,服從組織安排,公道自在人心。

《中國戰略分析》的李偉東說,造成這種局面的源頭恰恰是習近平本人。“由於他把所有權力都控制了,所以下面根本沒法動,”他說,“你不能說下面的官員不著急這個事情或者視而不見,恐怕沒有這個問題,他也看到了這個危險,連專家們醫療系統的人也看到了這個危險,但是最高領導人沒有點頭,他就沒有辦法行動。”

《黃岡日報》曾報導過,唐志紅1月25日淩晨還在黃岡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指揮部對媒體說,“雖然熬了很多夜,做了很多事,但是效果還沒有達到百姓的期望。我們必須咬牙再咬牙,抓入人員流動量減少的視窗期,把病例儘快篩查出來、收治進來,艱巨遏制疫情蔓延的勢頭。”

杜克大學全球衛生學院(Duke University Global Health Institute)傳染病學教授葛列格·格雷醫生(Gregory Gray, MD)對美國之音表示,無法判斷疫情公佈的過程中是否存在人為故意掩蓋或延遲資訊的情況,但發現並確定一種新型病毒及其導致的疫情確實需要花上一段時間。他說:“與當年處理SARS疫情時相比,他們這回在疫情發佈上的確更加透明了。”

但格雷的話可能只說對了一半。有批評者說,當局這次採取了內緊外松的策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k Kristoff)1月30日發表的專欄文章說,中國政府12月31日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時卻把本國公民蒙在鼓裡。文章說,“就在其他國家報告出現感染病例時,中國卻假裝已經將疫情控制在了武漢。”

位於紐約的非政府組織“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負責健康和公共政策的執行副主席威廉·卡萊什(Dr. William Karesh)說,“封城”之舉展現了中國政府強大的行動能力,但卻為時已晚。他說:“太遲了,病毒已經散播到世界各地了。雖然中國能夠做很了不起的事情去控制傳播,但病毒已經傳到了中國國境之外。”

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1月31日在央視《新聞1+1》專訪中承認,“如果能早採取嚴厲的管控措施,效果會比現在好,對全國的影響要小。” 武漢市長周先旺說,封城之前,有500萬人離開了武漢。

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掩蓋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醫院為能及時儲備防護服裝、醫用口罩、護目鏡等物品。武漢協和醫院1月30日發佈公告,向社會徵集護目鏡、防護服、醫用N95口罩、醫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口罩、醫用帽、手術服、防衝擊眼罩等醫用防護物資。醫院表示,前線防護物資不是告急,而是快沒了。

武漢火神山醫院施工工地現場(2020年1月30日)
武漢火神山醫院施工工地現場(2020年1月30日)

防護物資的緊缺、病患得不到救治、空蕩的街道加劇了人們的緊張和沮喪情緒。1月29日晚,武漢第四人民醫院古田院區的隔離區內,一名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而去世的患者家屬毆打了醫護人員,還撕壞了他們的防護服,導致他們嚴重職業暴露。在武漢效仿北京2003年“非典”期間修建小湯山醫院模式而趕工建設火神山醫院的施工現場,兩個建築公司的工人1月30日晚因鋪設排水管線發生糾紛而在央視的直播鏡頭前發生集體群毆。

眼下,被習近平稱為“魔鬼”的疫情依然洶湧。截至北京時間2月1日0時,中國內地確診病例已逼近1萬例,死亡病例突破200,疑似病例15000多例。紀思道說,“獨裁者常常做出糟糕的決定,因為他們得不到準確的資訊:你壓制獨立的聲音時,你只會從周圍的人哪裡得到奉承和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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